台大老邁的文學院底樓，進了大門左轉，一連經過四間教室，而止於一間橫向的大教室，其大可容八九十人：我通常坐在第三四排，或上文學史，或上英詩。導向這五間教室的走廊，並不很長，但是對於六十年前在那裏上課的我，卻是記憶深邃的迴音長廊。大教室朝外的一側，常籠於橄仁樹密集的綠蔭。英詩課由外文系英千里主任親授，所以我每次都會看見他遠從主任辦公室經長廊一路走來，上下一色深藍西裝，白襯衫窄領帶，步態雖然從容，神色卻不很輕鬆。一開始他會閒聊幾句，有時及於系務，說到煩處，也會稍發牢騷，甚至引用北京成語，說什麼「當家三年，雞狗都嫌」，把我們全逗笑了。

    如果他走得更近，就會發現他氣色有點暗淡，或許是生平的滄桑所致，更由於胃疾經年的關係吧。抗戰期間，英主任留在北京，負責抗日的地下工作，驚險可想。內戰期間，他匆促逃出北京，眷屬未及隨行，所以單身在台，乏人照料。在我珍藏的照片之中，留得英師音容的只有一張。那是1964年四月，耕莘文教院為紀念莎翁誕生四百週年而舉辦的演講會，請梁實秋老師主講，講前所攝。當時英老師陪梁老師坐前排：梁老師笑得滿開心，面容白皙，英老師則抿著嘴，面容有些暗淡。為了寫這篇追思文章，我把舊照找出細看，竟發現英師的翻領上有幾痕彎曲的白紋，覺得奇怪，他不致如此不修邊幅啊。再細看時，才又發現英師右手正撚著一截煙。那就對了。那一年離他謝世只餘五年，長期的胃病患者早該戒煙。

    英主任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親斂之先生乃北京輔仁大學之創辦人，於天主教之淵源亦深。所以他十三歲就去歐洲留學，廿四歲即卒業於倫敦大學，兼通英、法、西班牙文與拉丁文。梵蒂岡曾將他封爵。不用說，有這種種背景，他對拉丁語系的南歐和悠長的中世紀加上文藝復興，必然所知極深。他的教名，若我未記錯，正是Ignatius。有一次他在班上縱論拉丁語系，說他某日翻閱一本書，文字他並未學過，卻暢讀無阻，原來就是拉丁語系的羅馬尼亞文。

    來台之前我曾在金陵大學與廈門大學的外文系攻讀，英詩一課不是未開就是忽視，而在英主任親授的 <英詩> 班上，我們學得雖然似乎不太有系統，但是授課者不僅是行家，還是有全歐宏觀的文化人，所以我們得益很多。他是一位深諳傳統的學者，對現代文學的前衛精神並不熱衷，所以他有時甚至選些次要詩人的作品給我們讀，例如有一首詩以弔古戰場為主題，頗有唐詩懷古之情，至今我還記得第一行是On Linden, when the sun was low，至於究竟是誰所作，就不記得了。又記得另一次他教我們念愛爾蘭詩人莫爾的 <豎琴曾經在塔拉的堂上> (Thomas Moore: “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特別指出賣座電影 <亂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 原著作者 Margaret Mitchel, 傅東華譯名為 <飄> )，故事發生在美國南部，其莊主多為愛爾蘭移民，對故土的民族傳統猶念念不忘。

    英主任教課十分動人，因為他見多識廣，左右逢源，宏觀能掌握大體，微觀卻又能娓娓道來，擅說故事。經他渲染之後，例如 <高文與綠騎士>、<崔斯坦與依修妲> 都深印我們心中。他又是偵探小說迷，為外文系圖書館添了許多推理小說；有一次暢談西方的俠義精神 (chivalry)，更引証福爾摩斯與法國的亞森羅頻如何鬥法，亞森羅頻因為要接女友電話而終於放棄服輸。

    當年我二十出頭，英主任已經五十過了，我們竟認為中年男子都無足觀矣。其實英主任若非飽經滄桑，兼又胃疾多年，應該算是帥的，至少挺身而立，不失玉樹臨風之姿。

    不過他真是太忙了，據說忙到來不及閱考卷，就命助教侯健代勞。又據說侯健對女生比較客氣，打分輕鬆。怪不得我的成績只有七十多分！我想這只是誇張吧。不過無論真假，六十年後我對英千里老師仍然感恩，對侯健學兄一點也不抱怨，何況那並非他份內之事。

圖說：前排英千里(左),梁實秋(右) ；後排余光中(左), 楊景邁(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