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英伯念恩師
——追憶英千里教授
一、初識英伯
英伯伯不但是我的義父，更是我的恩師、益友。
我最初認識英伯伯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當時我九歲，讀小學三年級，家住臺大臨時教職員宿舍。那時那地，住著不少由大陸播遷來臺的教職員，家父也在臺大任職，和英伯伯住在同一幢宿舍裏。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英伯伯是「何許人」，聽人說他很有學問，是偉大的教育家，是轟轟烈烈的抗日英雄，這些對稚齡的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英伯伯常有我喜愛的三貓牌香煙盒裏的圖片，總是為我留著。
英伯伯最喜歡小孩，小孩也都喜歡和他親近。每天從外面回到宿舍，四鄰的孩子們，不論是教授的或是車夫的，一擁而上；一把鼻涕，一把泥巴，圍住英伯伯，你一聲「爺爺」他一聲「公公」，英伯伯總是像聖誕老人那樣慈祥，「好孩，好孩」的應著叫個不停。
記得臺灣初有電視時，英伯伯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臺電視機，但除國劇外，他很少看其他節目，可是每天晚上，他客廳地板上，卻擠滿了街坊鄰居的小孩，圍著看電視，時而嘻嘻哈哈，時而哭哭啼啼。在一旁的大人偶而看不過去，就說：「英爺爺要看書！寫作，身體又不好，他要安靜，你們不許吵鬧，吵鬧的都出去！」英伯伯卻說：「沒關係，我照吃！照睡！照看書，讓他們看好了，孩子們看電視多好啊！」這種喜愛小孩的情懷，不但出於他純誠摯愛的天性，也發於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德行。
我不知道他為何特別喜愛我？是「緣分」？還是上帝的安排？抑是因我像他淪陷在大陸的女兒？我只是知道他有無限慈愛。只要爸爸媽媽一罵我，我就找英伯伯做擋箭牌，作避難所，無論何時受了委屈，我就找他訴苦，他總是百般的安慰我，或是拉拉我的小辮子，拍拍我說：「妞妞，別難過了，週末帶你去下小館，看電影」。
因為英伯伯常帶我外出，別人老問他，我是誰，他為免麻煩，就說我是他的乾女兒。實際上，我一直像親女兒一樣在他身邊，也可說我是在英伯伯的關照和呵護之下長大的。可是我還是一直叫他英伯伯，他叫我「妞妞」！「小韓」或「拱辰」。小時侯跟著他吃吃玩玩，稍長，聽他講故事，再大些又加上聽他講書，由「圓桌武士」到「荷馬史詩」，無所不講。還有他喜歡教我唱歌，唱那些當年他在歐洲做學生時唱的民謠古調，有更多的時間在公園裏樹蔭下，書桌旁，黃昏時，他編書，我啃書，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他二十一本書問世了，我也一年年長大了，花開花謝，月圓月缺，送走了多少快樂的昨天。
小學畢業以後，我沒有考上理想的初中，感到非常羞慚和委屈，由於自卑感重，好像處處見不得人，更無顏會見老同學，因此當小學同班同學約我去碧潭聚會野餐時，我簡直不願參加，而英伯伯卻一定要我參加，既哄騙又強迫，拉著我買了精美可口的餐點、飲料，還親自護送我到碧潭。下了火車，我既緊張，又情怯，踽踽獨行，走到吊橋邊，回頭一看，英伯伯還站在那裏，他見我回頭，連忙向我招手擺手，臉上顯出一副無奈與憐惜的樣子，終於擠出一句道別的話來：「別回來太晚了！」
我心裏好不過意，暗地裏下定決心，要做個好學生，狠狠的對自己說：「我要爭口氣，發憤上進，讓英伯伯高興」，就因為英伯伯的鼓勵和撫愛，使我感到有一種無法推卸的責任，和一股無比的力量，這也許就是我這樣資質遲鈍的人，初中畢業時得到全校第一名，後來竟能順利考上我第一志願的北一女中和臺大的唯一原因了。
說也奇怪，英伯伯和我雖已形同父女，但他與我父母之間，一直只是點頭之交而已，直到我進入初中後，英伯伯才到我家走動，及至我高一時，英伯伯胃部開過刀，健康情形較前好轉後，才於週末帶我參加彌撒後經常到我家同用晚飯，我奇怪何以前幾年不請他到家裏來吃飯？母親的回答是：「英伯伯的名聲很大，我們怎敢高攀？後來常與他接觸，方始知道他學問雖淵博，地位雖崇高，為人卻幽默健談，平易近人。」所以敢於真誠相交，視為我家的長輩和家人了。
二、賢哉英母
隨著年齡的漸長，我愈來愈愛聽英伯伯講故事和他的生平。
他於民前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誕生於上海一天主教家庭，本名驥良，字千里，聖名依納爵（Ignatius）。父諱斂之，是滿洲正紅旗人，母親是皇族，姓愛新覺羅，英斂之是清末一代名儒，當時聞名國際的大公報是他所創辦，享譽國內的香山慈幼院，是他所經營，後來又興辦輔仁大學。英伯伯十三歲那年，剛在天津南開中學讀完一年級後，因他調皮貪玩，他父親就托雷鳴遠神父，把他帶往歐洲留學，但因到歐洲後，距離入學尚有半年，乃先隨雷神父到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等地，為我國天主教會勸募傳教經費。嗣即進入荷蘭一所法國教會學校讀書。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伯伯乃於一九一五年隨雷神父轉往英國求學，直到一九二○年，他二十歲，那時正就讀於倫敦大學，突然接到家裏一封電報說媽媽病重，要他馬上回家。到家後才知是騙他，為的是要他回來，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
這樣的婚姻不是太危險嗎？尤其對一位從小就喝洋水的留學生而言！但怎麼樣的婚姻才是保險的呢？是經由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嗎？在這人生的戲臺上，什麼叫保險？什麼叫永遠？英伯伯心中口中，英伯母是最最賢淑聰慧的女子，文才德行樣樣都行。含辛茹苦，從不抱怨，結婚多年，從不和英伯伯頂嘴，即使是英伯伯錯了，英伯母也從不指摘或多說，只知任勞任怨，相夫教子。大陸易手後，由於「家庭背景複雜」，難免遭到歧視，人間冷暖，備嘗艱辛。
當時英伯伯已不在北平，英伯母任北平一兒童圖書館館長之職，然而工資微薄，那能維持一家七口！乃將家中所有較為值錢的東西，逐漸一一變賣，以補貼家用。到了「文革」期間，分配她的工作是「掃街」及「清潔公共廁所」，但她毫無怨言。「文革」過後，雖無人再規定她仍需「勞動」，但她仍每天照常工作，直到八十高齡，離開原住之地，所以博得街坊鄰居一致的崇敬！
另有件事，更顯出英伯母的智慧果敢。就是：當抗日期間，英伯伯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被敵偽逮捕下獄後，日軍經常派有三人，長期住在他家監視，凡來訪者，都被送到日本憲兵隊訊問，即使家中女傭上街買菜，也有一人跟蹤監視，在這樣的環境中，英伯母卻能從容相處，沉著應付，惟因知道當時地下工作人員的名單，被英伯伯藏在一本「華裔學誌」的書裏，放在書房裏的書架上，心裏實在著急，深怕這份名單，總有一天會被發現。因此就在英伯伯下獄後的第三天，英伯母準備了酒菜，一面宴請監視的三個日本人，在外院吃火鍋，表示慰勞，一面悄悄囑小兒若誠（十二歲）去書房中找出那本書中藏的名單，立即燒毀，及至小兒把事情辦妥，回到外院，英伯母還在殷殷款待三人，勸酒敬菜，弄得他們興高采烈，「賓主盡歡」。英伯母的機智和她任勞任怨的精神，真叫人佩服。
在這幾十年中，英伯伯隻身在臺灣，老境悽涼，體弱多病，兩地音信隔絕，但對英伯母仍是忠貞不二，這力量又從何而來？我想這和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英伯伯真不愧為羅馬教廷所封贈的「督騎尉勛爵」。
三、抗日英雄
英伯伯本來是文弱書生，但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及一個青年人常有的正義感所驅使，參加並領導了抗日地下活動，而且不屈不撓，九死一生，終能達成使命。以下是根據他親口所述的許多片斷，以及我手邊資料，匯集而成的一段史實：
當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
起初英伯伯本無意領導地下抗日活動，大多數教授們在淪陷以後，也只是「苟全性命於亂世」，可是後來，一天天眼見許多知識分子當漢奸，又見日本人種種暴行，他們再也無法忍受，帶著滿腔熱血，就開始組織秘密團體，從事地下工作。最初的秘密抗日組織名為「炎武學會」，參加的同志，全是當地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一切行動和主張，免不了都是書生之見，其特色乃是理想色彩太濃，結果，在直覺式的熱情下，做出許多幼稚可笑的壯舉。例如，輔仁大學化學系的助教們，曾埋頭在實驗室製造炸彈，準備用來炸日本人，想不到在製造途中，炸彈忽然爆炸，弄得室內煙霧瀰漫，室外的人則驚惶失措。
另一麻煩問題，乃是炎武學會的同志們，大多數原是在各校教書的，七七以後，北平的高等學府，除教會辦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輔仁大學以及幾所中學外，全被日本當局接收，同志們堅守不合作的原則，不到日本人辦和接收的學校工作。然而燕京、協和、輔仁三校，既無法容納所有的同志，炎武學會又沒有經費，也沒有受中央的任何貼補，所以許多同志的生活，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由於以上原因及別的因素，使英伯伯等，不得不考慮、檢討，改弦易轍，變更工作方針。一年以後，「炎武學會」就改為「華北文教協會」，當時輔大文學院院長
是年
可是從一九四一年年初，華北文教協會和中央方面失去了聯絡，原來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教員同志們，因得不到經濟支援，有的為生活所逼，漸漸動搖，居然不惜回到偽北大、師大去教書了。從那年夏天起，北平當地的情形，更形惡劣，被捕的同志愈來愈多，重慶方面和英伯伯他們之間，仍毫無聯繫，這是華北文教協會最沉悶、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到同年十一月底，日本人已經注意到
當時可喜的是，十二月初，中央方面有人潛來北平，帶來許多訓令和鉅款，文教協會領導人員，精神為之一振，英伯伯把訓令和分配款項的名單，藏在那本「華裔學誌」裏，英伯母把錢縫在一條棉被裏，就在要把訓令和錢分發之前，英伯伯被捕了。
四、獄中正氣
那是
大約上午八點多鐘，英伯伯被提到特務科受審，主持審問的就是昨夜到他家拘捕並搜查的那日本人。這時才看清，他面目猙獰，令人不寒而慄。後來知道他名叫上村喜瀨，雖然只是小小一個軍曹，卻是北平鼎鼎有名的人物，辦事精明，手段毒辣，死在他手下的，不知有多少人，對女子尤其殘忍。他說中國話非常流利，稍稍帶有日本口音。
他第一句就對英伯伯說：「你如果不想吃苦頭，就老老實實承認，我們會減輕你的罪刑的。」接著又問：「你是否與重慶有關係？」英伯伯立刻坦然承認，但他並不滿意，一直不停地問這問那，如此疲勞審問到下午一點，始終未得著他所要知道的要領。
英伯伯有隨機應變之才，答話很有分寸，沒有一點破綻，並且能從上村的問話中，發覺他是被一個同志出賣。這證實了一個消息，就是這年年初，同志們獲得一秘密情報，說某某同志已經變節，暗中效忠敵人。所以一年以來英伯伯他們再也不把重要事情告訴那人。這樣上村所知道的，和英伯伯所答的大致一樣，結果他確信：自太平洋戰爭前一年起，文教協會已與重慶方面完全斷絕聯繫。
審問停止後，他們送英伯伯回到原來的囚房，並且給他一個窩窩頭，英伯伯本來就有胃病，生胃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數年來緊張生活所造成，天天提心吊膽，食無定時，夜間聽到門鈴，更是心驚肉跳。這次經過五小時連續審訊，沒吃東西，回到小囚房裏，已是疲倦萬分，胡亂吃了窩窩頭，即刻入睡。以後獄中的生活，常是如此，有時給他吃的窩窩頭，還是霉的，所以英伯伯的胃病愈過愈重了。
當天晚上六點多，英伯伯又被叫醒，帶到特務科，除了上村外，還有特務科科長在座，氣氛非常嚴肅。這回他們審問的重點，是逼英伯伯招出沈兼士的下落，英伯伯回答說：「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只知道他有病，是頭病，半個月前，去西山一座廟裡養病，是那座廟我不清楚」，上村怎會相信！就一再逼問，後見無效，就吩咐把英伯伯帶到院子裏，橫綁在一條長櫈上，一人按頭捏鼻，一人向嘴裡灌水。
據英伯伯說，水剛進口，可以緊閉喉嚨，但不能久不呼吸，每一呼吸，水乘機入胃，十幾分鐘後，胃就脹得難受，先是疲憊，後便昏迷。醒過來後，覺得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靠在火爐旁邊，不覺有何痛苦，却渾身發抖，無法克制。接著就要小便，便後仍然發抖，十分鐘後，又要小便，這樣小便了多次，發抖才停止。這時正好聽到外面鐘敲十二下，已是午夜。才知被一連拷問了六小時，經灌水而昏過去的時間，長達三小時。現在他們見英伯伯已不發抖，又開始審訊，主題還是沈兼士。
在被監禁的時候，無盡的逼供、威嚇，不知進行多少次，但他堅強不屈，侃侃而辯，應對得體，面不改色，他們就問不出一個結果，却也不再用刑。及至結束審訊，把他送回囚房時，已是凌晨三點，躺下就睡著了。不久又被叫醒，天還未亮，他們給他上了腳鐐手銬，用黑布蒙住眼睛，把他推上一輛卡車，駛了很久，車才停下，被扶下車走過好幾道門，進入一家深院的一間屋子，才解開黑布和手銬。只見房內木床上，另坐著四個人，都不相識，後來趁武裝偽警不在，和他們低聲交談，才知那四個人，都是愛國同志，因工作不在英伯伯的範圍之內，故素不相識，他們的被捕，也是由於一個同志變節，出賣了他們。
於此英伯伯總結以上所述，對我提示了三項「獄中心得」：
一、看到受害的，都是被同志出賣，就堅信在社會上的任何方面，尤其黨政方面，人選的最高先決條件是「人格」，至於「學問」、「才幹」等等，都是次要的考慮。
二、偽警之所以會走開，讓犯人有談話串供的機會，那是他們大多為環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當偽警，可是大多數的人良心未泯，仍然念著祖國和同胞。（這是後來和偽警熟了的交談中證實的。）
三、從事地下工作，萬一被捕，需先準備一套無害於同志的話，表示一切都「坦白承認」，千萬不可先閉口不說，受刑之後再供認，即使你全說了實話，審問者還是不信。也千萬別表現緊張害怕，而需以輕鬆的態度應付，這樣可以少吃苦頭。（和英伯伯同牢的四人中，一人受刑最多，正犯了這個毛病。）
此後，英伯伯雖常提出審問，有時每天一次，有時兩三天一次，一次頂多不過二、三小時，但審問內容，很少涉及本人工作，而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例如，他們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要抗日？英伯伯就義正詞嚴告訴他們「咎由自取」。英伯伯說：「中日兩國，本很親善，日俄戰爭時，中國朝野都願日本勝利，所以一直到滿清末年，中國知識分子，多數是親日的，可惜在民國四年，日本居然提出廿一條無理要求，以致中國全國上下一致憤慨，齊起反日。這豈不是你們咎由自取嗎？！」
有時他們審問英伯伯，乾脆不提國家大事，而只談些瑣碎小事，如有一次提審，沒說幾句正話，他們就問他關於自來水筆的構造，和歐美各國自來水筆的優劣。上村和其他日本人對他禮遇日優，他的飲食起居，也頗受優待，有時偽警高級官員，前來巡視，也對英伯伯的態度特好，甚至私下向他表白，他們也是愛國分子，在他們安全不生問題範圍內，願意幫助英伯伯。我想英伯伯的所以受他們尊敬，完全是由於內在人格之高超，外表儀態之雍容，以及智慧和學識的深邃，再加上他虔誠的信仰，堅忍的意志和浩然的正氣，致使中國的國魂，民族的正義，誠於中，形於外，敵人焉得不嘆服而尊敬！
英伯伯是
據英伯伯告訴我，他當時的心裏，沒有恨，也沒有憂，僅是一片寧靜，並隨著新獲自由，產生一個堅強的信念：「世人成功失敗，在於人格道德，中國人，不論在怎樣殘酷的鐵蹄下，雖然有些人明哲保身，委屈苟安於一時，終究是不會被征服的。」
就憑著這樣的信念，英伯伯出獄以後，仍在輔大任教，由於負責人
英伯伯早有準備，仍本貫乎日月的浩然正氣，任憑敵人怎樣施加酷刑，百般逼供，他始終堅不吐實，寧死不屈。日本人恨之入骨，竟把他打入黑牢，吃的是發霉的饅頭，睡的是又硬又粗的木板，同牢的犯人像沙丁魚一般，睡覺必需排列著睡，要翻身，大家得數一二三，同時一致行動，蝨子滿身爬，向在身上行軍。
我問他，這次受的酷刑，比第一次被捕受審所受的是否更為厲害難受？他說「厲害多了，我在十分痛苦時，一心想著國家民族重於一切，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這樣只要咬緊牙關，忍受五分鐘，便會痛極而暈絕，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來，他們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視死如歸，受痛而昏暈，他們終究從我一無所得，但恨上加恨，恨之入骨，是難免的了。」
初判是死刑，惟由於滲入敵偽組織的我方人士之巧妙運用，終得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後又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至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始獲釋放。
抗戰勝利後，我政府為崇德報功，任命英伯伯為北平市教育局局長，並蒙當時國府主席蔣公召見，頒贈勝利勳章。嗣於一九四六年，轉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一九四八年回輔大執教，同時兼任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同年被選為北平市國民大會代表。
當時我政府對輔仁大學特別看重，教育部對淪陷時期（日偽時期）輔大畢業生和在校學生的學籍，一律承認，我想這都是由於英伯伯冒死犯難，領導輔大同學英勇奮鬪，堅貞不屈，所獲致的成果。
五、青年導師
一九四九年一月，就在北平極度緊張之際，由我政府安排，將英伯伯和
在臺灣，英伯伯就在臺灣大學任教，兼外文系系主任，蒞任之初，即極力延聘優良教師，充實課程，迨至一九六五年，開始籌設「研究所」及「語言實驗室」，成為臺大文學院最大最佳的的一系。也就是這樣，在臺大的臨時宿舍裏，這種「不知今夕是何夕，且把他鄉認故鄉」的心境下，我與英伯伯相逢，終成忘年之交。
人生際遇，誰能預知，我們既無血緣，也非世交，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大教授，我是小他四十多歲的黃毛丫頭，但一旦相識，我就一直在他無限慈愛的照顧下長大，這段人生歷程，是上帝賜給我奇妙的恩典外還能怎麼解釋!
英伯伯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他認不宜仕途，而對教書最有興趣。當他廿四歲，由英國回國之後，有三項職業由他選擇：一是當外交官，二是做買辦，三是教書。當時他知道，前兩項，既舒服又有錢，他卻揀選了清苦的教書生涯。先協助父親籌辦輔仁大學，後
抗戰勝利之後，雖受政府倚託，當過幾年教育行政官員，但不久就回到原來教師的崗位，告別了政治生涯，到臺灣以後，更決心專一作育英才，盡瘁教育，藉此濟人，由此報國，以此為樂。所以，當一九五六年，輔仁大學校友，在臺北成立總會，呼籲母校在臺復校之際，英伯伯悉心指導擘劃，竭力鼓勵奔走，對輔大精神的關懷，魂牽夢繞，時時在心。終於在英伯伯的領導下，決定向羅馬教廷呼籲，申請在臺復校。
一九六○年春，輔大校董會成立，他樂於被推為——董事，一九六三年，宗教採納所請，輔仁大學才在臺北複校，正式招生。英伯伯欣然接受于斌校長之邀請，出任副校長。惟因體弱多病，不勝繁劇，一年後，改任顧問。
一九六○至一九六九年，並辭去臺大外文系之職，僅在臺大、輔大、淡江等校授課。
因為英伯伯和輔大結下了不解之緣，當初由大陸撤退來臺的輔大校友很多，願執教者，找兼課者，英伯伯都為他們介紹至各校任教，證書文件未攜出者，亦都由他作證，甚至提供經濟援助等，帶給去國懷鄉的校友們無窮的精神鼓勵。所以輔大同學，對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臺校友會，每次聚會，他都盛裝出席，或滔滔演講，或娓娓細談，總叫與會者，乘興而來盡興而歸。即使是身體不適，仍然「力疾赴會」，自始至終，仍是談笑風生，不露半點病態。當他辭去輔大副校長，轉任顧問之後，身體精神，原已日趨衰怠，但每月一次學校的行政會議，他一定出席。于斌校長見他形容憔悴，勸他多多保重，他仍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仍是口若懸河，從未在人面前顯得衰弱無力的樣子。
英伯伯在古城輔大教書時，所開的課程，除英語外，還有「理則學」、「文藝復興」、「浪漫派詩人」、和「亞里士多德」等。他學問淵博，洞察古今，講起書來，深入淺出，妙語如珠，左右逢源，幽默詼諧，多深奧的學問，給他一講，都變成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故事了。因此凡他開的課程，最為叫座，對學生的吸引力非常之大，選課的人太多，普通教室容納不下，只好改到大禮堂上課。在臺大授課時，也有同樣的現象，座無虛席，經常爆滿，有時窗臺門檻上也都擠滿了別系來的旁聽生。
他在北平輔大時的及門弟子之一，現為當代名作家的
不單講課，就是一般的演講，也每能引人入勝。一九三六年，馬尼拉國際聖體大會，英伯伯代表中國天主教友出席，發表演說後，竟獲得會場掌聲雷動，更想不到，他那篇文情並茂的講詞，被認為是那次國際大會最出色、最有價值的文獻。當時與會各位都對他的英語法語造詣之深，及淵博的知識所折服，後竟有人以西班牙語和他交談，沒想到他居然也對答如流。
至於他平時閒談，更是娓娓婉婉，亦莊亦諧，常使人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每當我跟他在一起時，他常常像講故事似的，講一些我所不知道常識及人生哲理，有一次跟他去餐館吃飯，他邊吃邊講一些中外有趣的掌故，滔滔不絕，旁若無人，引得店員們都走過來聆聽，後來連老闆也來了，當我們快吃完時，他微笑著對我們說：「這位老先生真淵博，講這麼多故事，都是平時不容易聽到的，這位小姐，真有福氣呢！」
在這涕泣之谷的人世間，誰沒有恨，誰沒有怨，但英伯伯好像很少面現憂戚，他是真的每天都輕鬆愉快嗎？還是不願把自己的憂悶增加別人心靈上的負擔？
記得有一天，一位阿姨來看英伯伯，進門時，自己還帶了雙拖鞋，很是講究，風度翩翩。這位阿姨走後，英伯伯對我說：「她還是沒有變，她是我長女孟昭最要好的大學同學，孟昭得了肺病後，一直到死，她都沒有來看過她，原因是怕傳染，實在是太理智了一點。」
人生的道路上，常常碰到感情與理智，水火不相容的時候，到底應當選擇那條路走？這是千古哲學家、心理學家一直在研究的，這難題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也只有智者，才能把它化之於無形。
最近一位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問我：「英老師這麼瀟洒英俊，儀表堂堂，又這麼有學問，他一直是我最崇拜的老師，他本人是不是非常的羅曼蒂克？」多可愛多天真的問話啊！是的，英伯伯是個至情至性的人，他非常重感情，而不濫用感情，就拿他大女兒之死做例罷，英伯伯一直是很寵愛這位又聰慧又有才華的孟昭姊姊，在她早年逝世時，英伯伯心頭的創傷可想而知，可是我聽人說，英伯伯當時却多情似無情的對他的家人和親友們說：「孟昭一年多來，在病中受到了極大的折磨，死後可少受些鍊獄之苦了。」實在是仁者的本色，只希望用自己的體恤來消除別人的愁雲，這大概就是他曾對我所說「哭的時候，一個人哭，笑的時候和別人一起笑」的哲理吧！
英伯伯不但是一位可敬的老師，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在刊物上、集會中，發現有才能的青年、後輩，總加以鼓勵、幫助，不遺餘力的提攜，他們如遇任何困難，包括生活細節，他也都樂於和他們討論。在臺大時，青年輩教授中，
六、生活剪影
英伯伯長期的地下工作，生活十分緊張，又無規律，致引起胃疾，再經在獄中屢次酷刑的折磨，以致肺和胃部都大受損傷，後來在臺之時，宿疾時發。
記得一九五四年暑假，我將入初三，英伯伯胃病常發，肺也作怪，他就帶我同到陽明山臺大招待所，度假調養。招待所的環境很美，可惜內部設備簡陋，入夜被褥不夠禦寒，我遵囑回臺北取毛毯，回到陽明山時，已是夕陽西下，暮色蒼茫了。下了公車，不識通往招待所的路徑，愈走愈感迷糊，天也愈來愈黑，遙望山下，已是萬家燈火，我却仍在死寂的山谷裏彷徨摸索，找不到正確的路徑，在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向著招待所的方向，大喊「英伯伯」，但除空谷回音，衝破夜空之外，一切又旋歸死寂。忽然間，不知從何處竄出一隻野狗，追著我狂吠不已，嚇得我半僵不死，只有蹲下禱告。說也奇怪，那狗嗅了我半晌，居然不感興趣，掉頭而去，旋即消逝。可是四周漆黑，我又冷又怕，情急之下，只得背了包裹，連爬帶滾，下到山腳，直往燈光處奔，敲門之後，一位中年太太開門出來，見我狼狽之狀，使她顯出十分驚惶，問明來由後，她馬上拿了電筒，牽著我的手，送到招待所。英伯伯對
英伯伯住在臺大宿舍「家」中，僱用一位女管家阿秀和一位三輪車伕，慢慢發展，車伕的家人——母親、姊姊、弟弟——後來，阿秀還抱來一個堂兄的小孩，來時才數月大，名叫王碧華，小名阿華，都搬來寄居在一起，因為英伯伯為人平易隨和，與誰都可以和睦相處，又不與人計較，對傭人如待家人，毫無一點架子，有什麼好吃好玩的，下人們一定有份。
他生活很有規律，除到校上班上課外，只參加一些必需的集會和應酬。回家必定換上睡衣，將手錶、鋼筆和鑰匙等一齊放入右邊一個床頭櫃的抽屜裏，然後斜靠著坐在床上，從不在客廳沙發上休息，較熟的朋友來訪，必在床旁見他，床頭櫃上放著武俠小說，隨看隨置。床左是一隻五斗櫥，上面放著有關公務的東西。平常總是手執一卷，煙不離手，再加上一杯龍井茶，在這離亂的歲月中對他也是一份享受吧！
出門前先整裝，然後將手錶、鑰匙等零星物件，放入口袋，又因恐怕遺忘，必定一面摸口袋，一面口中念念有詞的照數一遍。
經常我從學校回家，騎著自行車，先彎到英伯伯家，一進門，一聲英伯伯，馬上聽到回響：「噯，妞妞，你回來了！」我書包一丟，就到廚房去找東西吃，桌上常留著我喜歡吃的水菓、點心等，英伯伯一邊看我吃，一邊問些學校近況，我永遠有說不完的話，英伯伯也總有聽不厭的興致，我可毫無顧忌的傾心吐意，不用擔心他老人家會笑我或厭我。在高三暑假中，為了參加大學聯考，我忙得不可開交，整天啃書，在考前一晚，英伯伯到我家看我，我一見他竟不由自主地撲到他懷裏，嚎啕大哭，一面連聲說：「我都忘了，英伯伯，怎麼辦？」迨考完放榜，僥倖錄取臺大，心中巨石才算落下。
就在這時，英伯伯感到，城市裏住久了，喧囂的生活，使人煩燥，想換一個安靜的地方，一面調養，一面寫書編書，就帶了我和女管家，去臺大實驗林，溪頭山上「隱居」了一段時間。
在溪頭「隱居」休養這一段期間，英伯伯實際上並不輕鬆，大多時間都是寫書編書，有時我們勸他，您身體不好，就須充分休息，不可過度辛勞，他却說：「不久就要開學，急需將課本編寫出應用，豈可因我一人休養，而耽誤這麼多學生的學業」，他竟不顧自己身體的健康，孜孜不倦的趕完編書工作，這是他生活嚴肅的一面。對編書、寫作、教學生、做學問，他決不苟且草率。他編的雖是高初中英語教材，但那些似很容易的教科書，都是經過他千錘百煉，深思熟慮而寫出來的。
他所編的英漢詞典，每一字、每一辭，都經自己考慮參證再三再四，才下定論，這種負責認真，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這世風日下的今天，實堪為教育界的楷模。
因那年秋天，是英伯伯的六十大壽，我想譯出廿首英文短詩，獻以為壽，每首詩頁上角，貼上一張我的小照，按我年齡，由那張拿著三貓牌煙盒的小照到穿著中學軍訓制服的一張，共計二十張。可是這事必需暫時保密，屆時才能使英伯伯驚喜一下。所以在溪頭山上的那段日子，每晨旭日初升，趁英伯伯在呼呼大睡之時，我就披件便衣，拿著Omar Khayyam的詩集，向林間小徑走去，吸著那清甜的空氣，擁著那原始森林的迷濛，我選定一棵大樹旁坐下，開始譯這位波斯詩人的短詩，這些詩，都是英伯伯教過我的，可是譯起來還是困難重重，幸好到時候如期交卷，英伯伯又驚又喜，把它在整個外文系辦公室傳觀，使我十分不好意思。
在溪頭山上期間，英伯伯有時像老頑童一樣，做總指揮，大夥兒上山採香菌、包餃子、做拉麵，廚房裏常鬧得有聲有色。他雖身體不好，也喜歡跟我們爬山，走走停停，有一次爬到最高山頂，只見上面藍天如洗，下面林海一片，波浪無邊的奔來眼底，我正沉浸在這片弔古的幽情裏，英伯伯突然要我跪下，背一段「聖母經」，然後萬般感慨的對我說：「人生難免有不如意的事，當你以後遭遇痛苦時，若想到今天的快樂，痛苦的程度，就會減輕一點，也較容易接受一點。」
英伯伯還給我許多其他訓示，至今我也銘刻在心，他曾多次告訴我，做人有三個主要原則：一、要有深度，喜怒哀樂不形於色。二、不要因一時衝動，輕易論斷別人，誰是誰非、孰真孰假，歲月是最好的驗證。三、不要輕易將感情給別人，給了別人就拿不回來，自己白白痛苦，這點對女孩子最為重要。這些話，當時我是囫圇吞棗，而今隨著歲月的流逝，識得人情冷暖，終於悟出個中深奧的哲理。
有時我對自己難免失望灰心，每當我稍有這樣表示時，英伯伯總對我說："You are O.K. I am proud of you. I am not a fool. Trust me you are doing fine. I love you." 他對我總是「有一尺說一丈」，如此肯定我存在的價值，支持我所做的一切。上面短短幾句話裏，使我得著無限體貼、期許、信賴和自傲。事實上，他也真的以我為榮。無論到那裏，他總要帶著我，見人就怕人不知道我是他的乾女兒，後來，乾脆連「乾」字都不願說了。
事隔多年，每想起在溪頭山上那段日子，總品啜不絕，只是聽說山上早已開發，汽車可長驅直入。我不免掛記著那樹林、野花、幽徑，如今尚無恙否？
七、性格情操
有一次，我陪英伯伯在羅東某醫院小住體檢，他因身體虛弱，常常打針吃藥，誰知這位護士技術欠佳，有一次竟將三分之一的藥水，注射到血管外面，害得英伯伯的臂膀青腫，護士小姐自覺愧疚，連聲道歉，當時我幾乎嚇得想哭，他老人家却面不改色，亦無半句怨言，反而安慰護士小姐說：「沒關係，沒關係，慢慢就會消下去的。」
又記得英伯伯曾告訴我兩件往事：一是他十幾歲在比利時讀書時，常受一些頑劣同學的欺侮，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他就不顧身材瘦小和寡不敵眾，拼命和他們搏鬪，結果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上課鈴響，回到教室，老師問他傷從何來？他竟咬著牙說是自己跌傷的。下課後，那些欺侮他的大孩子們，一個個都走過來和他握手、道歉，從此成為莫逆之交。第二件是當他在英國讀書時候，有一位同學行為不檢，常偷他的錢，別人告訴他是誰做賊，他卻置若罔聞，對那位同學仍友愛如初，後來那人自動向他懺悔，英伯伯却笑著安慰他說：「不要緊，忘了這個吧，你以後若需錢用，不妨告訴我。」其待人之寬容，如此可見一般了。記得有幾次，我受了委屈、痛苦，或者情緒惡劣的時候，總要向他老人家訴苦，他總那樣慈祥地諄諄勸慰：「凡事都當立定志向，正道而行，決不可三心二意，投機取巧，社會上失敗的人，大多是想佔便宜的結果，一個人的幸福和真正的得失，不是以一時一事的成敗而論斷，不錯，你目前是吃了虧，可是，最後上帝會給你一個公平的安排的。」
我常聽說，病人的心情最是惡劣，尤其是久病的人，可是與英伯伯多年相處，我從未在他身上，看到有一點惡劣的情緒，不論是在動手術前後，或是胃一陣陣劇痛的時候，甚至於當他虛弱得話都說不出來的時候，只要你走近他跟前，就會感到一股和藹，安詳和溫煦的氣氛。平常來訪者，不管是為了找事，或有什麼困難，英伯伯總是先靜聽對方，然後提供意見，或給對方策劃設法，對誰都有問必答，我常提醒他「不要老是撐著，說個沒了。別人看不出你累，你却會因此病倒。」他老說：「沒關係，是別人有難處，要找我幫忙，求我嘛！要是我當年讀的不是英文，而是其他國語言，也許現在和別人一樣，要求人呢。」記得有一次，和他同到臺南，學生們設宴為他接風，席間只聽他談笑風生，席終人散，我扶他上車覺得他雙手冰冷，原來胃病又發，席間却未露絲毫形跡，唯恐同學們掃興，寧可回家後輾轉呻吟，整夜難以成眠。我這才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痛苦、憂患，和疾病，都已化為對人的同情和熱愛，隨時隨地，播送給人。
我讀高一那年，英伯伯胃病大發，一夜之間吐血兩盆，幾乎陷入昏迷狀態，急忙送入臺大醫院，經X光等檢查後，發現胃已大部分潰爛，非動手術割治不可。
英伯伯在臺大醫院這段時期，我天天放學後去醫院看他，醫院通道裏總是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只聽到遠處英伯伯咳嗽的聲音。我有點躭心，有一天，我一進門，就看到他痛苦難堪的掙扎著下來，在拿痰盂，我趕快迎上前去，接過痰盂，一看痰中帶著略紅的鮮血，幾乎把我嚇煞。我急忙要去找醫生，英伯伯十分疲乏地搖搖頭說：「不必了，你給我倒點水吧。」我走到桌旁，拿起水壺，竟是空的，一陣心酸，幾乎落淚，緊緊抓著水壺直往外走，回房倒了水後，英伯伯對我說：「你可以回去了，阿秀（女管家）也該來了。」但我見到此情此境，怎能馬上就走！英伯伯皺皺眉頭，略帶煩躁地說：「要你回去就回去！怎麼不聽話！」我只得聽話便走。邊走邊難過，覺得英伯伯好可憐啊！那些有家有眷的人，身體有點病痛，家人都圍繞膝前，奉侍湯藥，而他老人家，七個孩子，沒有一個在身旁，自己從不怨天尤人，想著想著，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忽然碰到來探病的朱阿姨，她看到我「眼淚汪汪」，驚慌的問：「你哭什麼？英伯伯怎麼樣了？」我搖搖頭，一言不發的跑開了。第二天下課後，我照常又到醫院，英伯伯無限欠憾的對我說：「朱阿姨說你哭了，昨天是我心情不好，以後我再也不會趕你了。」時至今日，想再聽英伯伯的聲音，只有在夢中了！
醫院終於決定給他動手術，割去三分之二的胃，過程是意外的平安寧靜，直到手術完畢，他還在呼呼大睡。這次長期住院，醫藥費用龐大，當時尚未實施健全的「公教醫療保險」制度，怎麼辦？消息傳到老總統蔣公那裏，老總統就派他的長公子經
英伯伯身為國大代表，又是名大學的名教授，憑他的身分、地位和能力，該有很可觀的收入，他却一直是兩袖清風，甚至有時還要借債度日。昔在南京教育部司長任內，月入不敷月出，常靠出售所集郵票，貼補家用，有誰信呢？常時救濟這朋友一筆，幫助那學生一筆，這人有急需，那人有難處，一切都是為人著想，就是沒有為自己打算，有些關懷並敬愛他的學生，坦誠地勸他：「留一點錢自己花用，因為人是免不了有意外之需的」，英伯伯却大不以為然，他說：「金錢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是要用的得當，用其所當用，才有價值，否則，縱有千萬財富，又有何益？我從來不為錢打算，也從來不短錢花。」不善理財，但重情誼，在職居公清廉自持，他確是一位仗義疏財的長者。
八、生離死別
光陰荏苒，一晃大學四年眨眼已過，不成材的我，一向以讀書為苦事，當時對出國進修也很怕，可是英伯伯老早就為我安排好了獎學金，他說：「唉！我那會捨得你走！每次有學生出國，前來向我辭行，我總是想到，沒有幾年你也要走了，我很難過，還有好多事要告訴你，好多書要跟你講。可是你若不出國，現在不覺得怎麼，及至同學們一個個都出去了，你就會後悔不及了，我總希望你學有專長，才可處世立足。在國外，兩年的時間過過也很快，到了學校，修女會照顧你，雖然你是第一次出遠門，但沿途都有人照應，有什麼好怕的？換飛機，拿行李，務必當心，這樣大的人了，總不能老是丟三拉四的，事事還要仰賴他人。」現在我自己的孩子大了，他們要離家出外讀書時，我才深深體會到，父母對子女這種瓜熟蒂落，花謝蓮成的期望和無奈！
就這樣帶著矛盾的心情，在英伯伯的叮囑祝福及那麼多有形無形的親情和友情之中，進了機門，我依然很清晰的記得，我一直和送行的親戚朋友們揮手，英伯伯瘦弱的身影，愈來愈小，愈看愈模糊，心中不禁黯然。
沒想到這第一次的別離，竟成永訣！
到美後，生命也揭開新的一頁，日常的生活，可用「忙碌」兩字來概括。兩年後，學業告一段落，就結婚就業，一心想等外子博士論文做完，再回臺灣看英伯伯，可就在他論文快完成時，我懷孕了，只能等孩子出生後再作打算。
從臺灣來訪的神父、朋友，不知是見我大腹便便呢？還是看到我憔悴疲累的樣子？都有意無意的告訴我：「英伯伯很不錯，就是弱一點，不要緊。我一回臺灣，就會去看你英伯伯，並告訴他，你很好，要他靜心養病」等等。後來才知道，他們回去看英伯伯時，英伯伯身體已弱到不想見客了，却始終不願讓我知道實情，怕影響我產期的情緒。
家母因我即將分娩，已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來美，英伯伯託她帶給我一本由他所編，經環球書局出版的「英漢字典」，這是我走後，他編的。翻開首頁，有英伯伯親筆的題字：To my beloved Stella, from her affectionate Uncle Ignatius. In my convalescence. June, 1969.
看到那幾行發抖的字跡，我常想，英伯伯到底知不知道，再過四個月，他就要走了，為什麼不叫我回去一趟？却使我抱憾終生！
回想我來美開始做事以後，逢年過節，總給英伯伯寄點東西，或覺得英伯伯需要錢用的時候，給他滙些錢，聊安我心，所寄的東西裏面，他就喜歡書，愛不釋手，而每次他收到匯款時，總是來信大大的責怪，說我不該寄錢給他，他說：「我現在又沒什麼花費，而且目前的收入儘够我開支，我也沒什麼嗜好，平日除了抽支香煙，喝口清茶以外，再無其他雜用，要你寄錢幹嗎？」
那年
為著紀念英伯伯，我兒子的教名也叫Ignatius，不料孩子才出生二個月，有一天下班回家，媽媽神情凝重，淚眼潸潸的對我說：「英伯伯已與世長逝了。」真是晴天霹靂，震驚欲絕，悲痛之餘，不竟責問上帝，為何如此殘忍，竟在這時，奪取我心愛的英伯伯！
聽說英伯伯去世前幾天，突然自己提出，想去耕莘醫院休養休養，家裏空氣不好，覺得胸口悶。住進醫院後，立即檢查，主治大夫說：「兩邊的肺都不能用了。」兩天後神智不清，陷入昏迷狀態，氧氣和人工呼吸，都不能把他救醒，可以說走得非常安詳而沒有痛苦。時間是
英伯伯這一生，陪伴著苦難的中國，轟轟烈烈走過艱苦的八年抗戰，又擔承著中國的苦難，無怨無恨的嘗盡了妻離子散，淒涼孤獨的後半生。一生清風傲骨，淡泊名利，言教身教，作育英才，鞠躬盡瘁，犧牲奉獻，現在，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已經守住了，誠可放下人生的十字架，享受長久的安息了。
英伯伯雖然與世長辭，可是他仍活在我的心中，活在很多學生、朋友們的心中，為了紀念他，輔大、臺大師生及校友們，於英伯伯去世後兩個月，成立了「英千里獎學金」，因我是英伯伯國大公教保險受益人，所以領得受益費共新臺幣拾叄萬捌千元。考慮再三，決定暫時將此數存入銀行，每年利息做臺大外文系獎學金。到一九八○年和英伯伯家人聯絡上後，全數交由英伯母收，我之所以如此做，因我覺得，英伯伯當時指定我為受益人，是由於他的家人都不在他身邊，現在，我既然找到了他們，自應如數轉交，以安我心。
九、骨肉慰安
英伯伯於一九四八年底與英伯母與七個子女突然分離，隻身赴臺，音信隔絕，悠悠廿年，滄桑巨變，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午夜夢迴，相思何堪！
記得那時我大四那年，有一天英伯伯不勝感嘆的跟我說：「今天打聽到一點家人的消息，聽說他們都還過得可以，聽說阿腥（小女兒若嫻）都要進大學了，功課不錯，書本東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條，唉！時間真快，她也大了！」
從英伯伯茫然的眼神裏，我知道他又回到那遙遠遙遠的地方，那久別的故鄉家園，在他那無奈的神態中，我知道他對家人有多少思念，多少惆悵！
出國以後，從英伯伯
最後一次，有他家人的消息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他信上是這樣寫的： I had some indirect news of my family through an overseas Chinese who had recently been in Pejing. He told me that my folks are all well and safe.
在英伯伯去世後，我覺得有責任要尋找他大陸上的家人，把他的一切，告訴他們，使他們思念之情，稍得慰藉，幾經探詢，終於在他謝世後十一年和他們取得聯繫。緣於一九八○年四月，忽見報載，英若誠先生（英伯伯次子）即將來美，並至哈佛大學訪問，我立即與哈佛有關單位接洽，想要會見他。當時哈佛方面，却不願我和他見面，只說「如有信函物件，可交他們轉交。」正感為難之際，忽接小謙姐（若誠遠房表妹）自洛杉磯來信，給了我一個若誠兄在紐約的電話號碼，才得很方便的會見了他。見面後，百感交集，得知英伯母猶健在，諸兄姊，也都成家立業，無任欣慰。忙將英伯伯一切資料、照片等，加以整理、翻印，並寫了「英伯伯與我」一文，以便自我介紹。更編成「英伯伯紀念集」一冊，及英伯伯所編的書集，統交他帶回，這樣，我完成了一個心願。
我第二個心願是想把英伯伯最小的女兒若嫻接來美國定居，但我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不能為她申請移民，想走「應聘」一途，也是此路不通。最後，決定讓他申請來美國讀書，她已在國內北大畢業，主修物理。我就在附近幾所有物理系的大學，開始為她申請，同時探詢有關出國留學的種種細節。一天，我打電話給波士頓學院物理系，接電話的，湊巧是一位英家的世交——
我們一見如故，還很投緣，她和我一樣，都屬於有口無心，胸無城府的人物。
一九八一年春，若嫻妹進入波士頓學院物理系就讀，現已拿到博士學位。當時她是該系從大陸來的學生中，第一個拿到此學位的。回想過程，這一切，非我所能，英伯母在給我的信上也說：「這件事，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唯一的解釋乃是，在冥冥中，似乎是英伯伯的安排，才使我順利的完成這一心願！
（右2，3）英若誠夫婦，（右1）英若嫻和韓拱辰全家，1983年聖誕節
十、無限憾念
跟隨英伯伯這麼多年，可惜的是我太小，不真正懂得英伯伯言談、教誨的珍貴，不了解他知識寶庫的價值，聽過了，就算了，記不記得，是個問題，更別提留下任何記載，而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皺著眉，啃書本，泡在參考書和模擬考試裏。失去不少美麗的童話世界和青年人常有的歡樂和夢想，認為只要分數好了，英伯伯就開心了，我也有交代了，那會體味到什麼天涯淪落人的心情。出國以後更是緊張忙亂，為生活奔波，想著等適當時機，回臺省親，或者乾脆把英伯伯接來奉養。想不到世事變幻，人生飄渺，在我想不到的時候，正做美夢之際，英伯伯突然離我而去，使我多年心願，竟成泡影！
我一九七六年曾回臺灣一次，去國十多年，故國家園已非往日情景，行裝未定，即往溫州街英伯伯故居拜訪，女管家等，在窗口看到我，驚喜的衝出來直叫：「小韓回來了！小韓回來了！」可在房內，再也聽不到那聲聲的：「噯！妞妞，你回來啦。」那熟悉又親切的聲音！英伯伯的床，和床邊我常用的書桌、床頭櫃，床對面一張我的放大彩色照片，和照片下的十字架，都已不在。令我感到那樣陌生，那樣空蕩蕩，那樣可怕！在遺像前跪拜，我淚流滿面，不能自己！想到臥病時，我未能侍奉湯藥，略盡孝心，臨終之際又未及趕回送他「別離」，一時悔恨交加，深深體味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之真諦！
翌日帶著鮮花素果，到大直天主教公墓英伯伯墓前掃祭，我跪拜墓前，輕問墓中人，是否聽到他那長不大的孩子的涕泣聲，和那一聲聲的祝福？還是他已對這紅塵煙景裏，發生的點點滴滴，恩恩怨怨，不再關心？
臨走，在墓前植樹三棵，給墓園管理員一些錢，希其能妥為照料。此後我一直未能再回臺灣，不知數年前所植之樹已否長大成蔭？
英伯伯雖已去世，英伯母幸仍健在，去年——一九九○年，是她老人家九十大壽，大家預備齊集北京，為她慶祝。想不到去年八月，她突然患病，溘然長逝。據說她去世之時，也非常安詳，子孫輩共有十八人，環侍在側，現在諒已與英伯伯在天堂相聚，永遠不再分離了吧！在她，誠無所遺憾，但我未能見她一面，略盡孝思，則是憾上加憾了。
我雖未見過英伯母，但讀其來信，觀其照片，可說如見其人、其音，其貌亦深入我心。她信中有云：「回憶一九四八年底Ignatius和我們別離，滿以為不久即可團聚，想不到竟成永訣。後經艱苦奮鬪，渡過了不少辛酸漫長的歲月，終於將七個孩子，教養成材，學有專長，堪以告慰Ignatius在天之靈了。」觀此，她不但是一位飽經艱辛的女中強者，更是一位忘我捨己的賢妻良母，一生相夫教子，犧牲奉獻，自己沒有任何享受，是我楷模，我愧未能及。
跟隨英伯伯這些年中，他所給我的，都是溫馨鼓勵和幸福的回憶。當我面對自己的孩子、同事，或朋友，待人處事時，也很想把英伯伯給我的「撫愛」、「鼓勵」和「快樂」，播送給別人，可是我缺乏他的大仁大智和大勇，我沒有他的大愛，就無法那樣愛人如己，自己沒有英伯伯的雅量和喜樂，就不能像他那樣，使人鼓舞、快樂。連模倣都不像，我這樣一個凡夫俗女，又怎把自己「沒有」的，或「借來」的給別人呢？
我一直希望，能把英伯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一生，依我個人的體驗，和手邊的資料，編綴成文，以留雪泥鴻爪，或可有益世道人心，可是遲遲不敢下筆，怕自己描繪不出這賢者之貌，也敍述不出我與他之間濃厚的親情。記得英伯伯在世時，有學生朋友，要為他寫傳，他都一口謝絕；總是說，他一無所成沒有什麼值得記述的，後來，一九六五年，我在美讀書時。也曾有過這個想法，但英伯伯的回信卻說：I suggest that you’d better forget it, or at least postpone it to some future date. I feel very proud and touched by your good opinion of me; but I am sob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ere has been nothing in my life remarkable or striking enough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a "general reader"
他沒有笑我的想法不自量力，只說：等以後再寫吧。這一等，就是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轉眼即是英伯伯逝世廿二週年及英伯母逝世一週年的忌辰，深感人生無常，歲月無情，深恐日久淡忘，趁此記憶猶新，拉雜敍述，勉成此篇，不知能傳其人其德於萬一否？
走筆至此，已是夜深人靜，母親還在隔壁房間看錄影帶「幾度夕陽紅」，平常我很少看錄影帶，可是這首主題曲，所採用三國演義的開場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却使我情懷幻變，如江水，如夕陽；往事豈能淡忘！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
附錄：
英伯伯和輔大学生在台南合影。最右边的是董先生。是台南糖廠的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