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老師的家人

母親,我心中永遠的家

 

在短短的兩年裡,我的家人曾四次接到醫院發出的我的病危通知,按常理,哪怕有一點點轉機,醫生們都不會輕易地下此結論,可以想像我當時的情況確已到了最後關頭。關於自己的病情,我從來是清楚的,不回避的,已和來探望我的親朋好友一一作過訣別。精神物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也沒有什麼後事值得交待,生命原本脆弱,大家和我都在靜靜地等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一個人躺在病床上的時候,我並不感到孤獨和寂寞,有許多美好的回憶陪伴著我,記憶總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遙遠的過去,眼前的事情反倒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我心底有許多話還想傾訴出來,對別人也許已無所謂,可對我卻是頭等重要,想不起對誰說最為合適,好像身邊任何人都無法理解,此時我常常感到一絲委屈和傷感,恍惚中自己仿佛又像嬰兒般回到了繈褓中,我知道了,彌留之際我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母親,我的一肚子的話是想講給她聽,也只有她才可以懂得我,瞭解我要說的一切。

母親的名字叫蔡葆真,祖籍江西,1901年出生,1989年病逝於北京。母親的一生是飽經磨難的,是堅韌不拔的。母親出身于封建大官僚家庭,我的外公蔡儒楷,曾官任北洋政府的山東省長、教育總長兼北洋大學校長,母親當時家境優越、門庭顯赫,是名副其實的官小姐。我的外公和我的祖父英斂之雖政治觀點對立(一位是袁世凱派系“後黨”的重要人物,一位是立憲派“帝黨”的擁護者),但並沒有妨礙兩位文化人的友誼。我祖父英斂之“下視官爵如泥沙”,一介草民卻創辦了《大公報》和輔仁大學。兩人俱為一時英才,惺惺相惜,交情至篤,曾指腹為婚,定下了我父母的婚事。我父親幼年即留學英國,作為沒過門的英家媳婦,母親很小就被送進天津的聖約瑟教會女校學習,接受西方教育,為的是兩人婚後能有共同語言。母親就是在中國傳統和西方教育的雙重影響下,完成了她的青年時代,形成了她重視文化,思想開明,樂善好施,寬厚大氣的品格。

父母婚後感情甚好,然後有了我們兄弟姐妹9人(大姐和二哥早逝)。印象中父親始終忙於工作,很少管束我們。母親信奉“身教勝言傳”和“無為而治”,重視家風對孩子們的影響,從不訓斥和體罰子女,所以為數不多的幾次談心,對我的觸動是終身受益的。我十幾歲的時候,桀驁頑劣,曾用彈弓把學校老師的頭打破了,闖了禍的我本可以推脫責任,死不承認,大不了法不責眾,與其他同學一起挨一頓申斥甚至處分了事。母親瞭解到我是真正的禍首時,毫不猶豫,勸時任學校校長的父親大義滅親,出佈告把我開除了,並親自到受傷的教師家賠禮。我被送去了天津,進了紀律要求嚴格的聖路易教會學校。離家時我特別想與母親說點什麼,但在她憂鬱的目光中我沉默了,我知道自己錯了,理應受到懲罰。在天津念書期間,我還算循規蹈矩,可一件意外的事又把我送到了被開除的邊緣:當時我們學生就餐6人一桌,我是我們桌的桌長,負責分發食物。一位家境優裕的同學為了多吃多占,到德國教士面前告狀說我分配不公,教士不問青紅皂白,嚴厲地斥責我,還要罰我站,不讓吃飯,我當然不服,據理力爭,居然把他氣暈了過去,校方殺一儆百,嚴懲我的忤逆行徑,堅決要開除我,我狼狽地回到北京的家中。記得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我是罪有應得,已不可救藥,惟獨母親冷靜地允許我陳述,問清楚事件原委,然後心平氣和地告訴我:我瞭解你,相信你說的一切!可不管怎麼樣,你的處事態度實在不可取。已經絕望的我深受感動,不禁淚水漣漣,母親的信任對一個孩子是多麼重要,它讓我覺得世界是那麼美好,感謝母親的信任。學校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同意我回校繼續學習,我也深刻地檢討了自己的態度。“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親是流著眼淚把我送走的,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親流淚,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刻。從此我心無二用,用功念書,終於成績優異,學有所成。

日本人說來就來。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父親作為著名抗日愛國人士先後數次被抓進憲兵隊,受盡酷刑,歷時三年之久。家裡沒有了經濟來源,母親只得靠典當自己的嫁妝並出外教書養家糊口,還要給獄中的父親送衣送飯,其艱難可想而知。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也沒有中斷我們的教育,繼續供孩子們念書。

勝利後,父親做了北京市的教育局局長,後又到南京教育部任職,風光一時,母親做了官太太。在此期間,母親目睹了國民黨的腐敗,拒絕一切應酬和交際,從不趨功逐利,把家變成一塊淨土,不讓孩子們受到污染和影響,她總是能清醒地幫助我們判斷是非曲直、名韁利鎖,這是她的敏銳和智慧使然。

 48年,父親隨國民黨去了臺灣,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母親和父親這一別竟成永訣。母親因博學多才,工作認真,擔任了北京市兒童圖書館館長一職直到退休。因為海外關係和母親的出身原因,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英家自然深受其害,飽受株連。尤其在文化革命期間,母親以70歲高齡成為被專政的對象。從家裡被掃地出門,住在一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裡,毗鄰廁所。白天幹著重體力活兒,運水泥,兼職清掃廁所,街道幹部的一句話曾使母親難過萬分:“你的兒子,怎麼全是反革命!”母親在為她的孩子們深深地擔憂著。當時我已被抓進了監獄,母親托人給我送衣物的時候,特別轉告我:她相信我是冤枉的,決不會反黨反社會,要堅強地活下去,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正是母親的信任陪伴著我度過了最無助的歲月,讓我在落魄之時得到寬慰和平靜。母親對於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始終能默默承受,泰然處之,經常告訴我們她不是最慘的,還有比她更不幸的人在艱難地掙扎,一切都會好的!

我現在也做了祖父,平時含飴弄孫,倒還熱鬧。母親的音容已漸漸遠去,她老人家甚至連我的夢境也造訪不多,但凡她來過的夜晚,我在她走後再也難以合上眼睛。從當年的深宅大院到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到落實政策後的公寓,母親在哪裡,哪裡就是我們的家,只要母親在,連空氣中都充滿了飯菜的香味。無論我們多麼倒楣和失意,只要母親在,孩子們就有了一種歸屬感,仿佛就有了主心骨兒。母親的一生夠得上歷盡風雨、飽經滄桑,可不管世界如何變幻,母親從不驚慌失措,她處變不驚,從容不迫,始終是我們英家的中心,是穩定的象徵。

母親已故去10年了,我有多少心裡話還沒來得及對她老人家講啊。

寫下這些文字紀念母親。

母親,我心中永遠的家。

 

 

20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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