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三哥 - 英千里

我三哥英千里是我的堂兄，大我二十四歲。他是庚子年（西元1900年）生。

我倆是同一祖父母的孫輩，在我們這一輩中共有堂兄弟姊妹二十二人，按性別男生十人、女生十二人，英千里在男生大排行中排第三，弟妹們都叫他三哥。英家很早就分開各家自立維生。 在我出生時，祖父己不在了，記憶中當有節慶和過年辭歲時，英家大小會到祖母的老宅內相聚見面，一起熱鬧慶祝。

我三哥去歐洲時才十三歲，是比利時籍雷鳴遠神父帶出國的，雷神父是英家的好朋友。三哥抵達歐洲以後就開始上學了。七年即得到碩士，後聽父母之命回國結婚，時年二十歲，之後再回倫敦四年得到了博士學位。

這時已是1924年，輔仁大學也正式在北京開課，這是天主教在中國北方的第一座大學。我三哥、陳垣校長和教授們的宿舍是清朝時代的慶王府、王爺住過的地方。記得上小學暑假時我會到三哥家中做客，和我年齡相近的姪兒們在這王府大庭院中跑來跑去的，小西天、大戲台、王府之大，庭院之多，玩得不亦樂乎，這樣的時光過得好快樂。                                                      

到1936年夏季，日本軍隊進入了北京城，剛開始家中一陣混亂，家人都無奈地過著莫名奇妙的日子。不久，各家都要去排隊才能取得油米飯票的配給。當時我還在初中，並不了解，到後來才明白：許多物質生產都被拿去，用以供應日本軍隊作為戰爭軍需、來侵略我們自己的國土。在學校裡，高中以上的同學漸漸躲到後方去求學，輔仁大學許多師生也不例外，但我三哥卻留守學校，被日本人認為是反動份子，實則是為國家擔任地下工作，守護學校教育行政。就這樣他吃了很多苦頭、受了許多罪刑，他的身體也因此垮下來了。

八年的日軍佔領造成我們家破人離、不能團聚，彼此更不敢相認。直到抗戰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家人多已各自逃離、分散到各地，甚至國外去了。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國民政府開始遷移到台灣，那時我三哥與國民政府撤退台灣，負責接管台大外語學院，我也離開了家鄉，遠赴美國。這次真是生離死別，其間得不到任何家人的訊息。後來過了十五年，我和我三哥在台灣相聚，這真是上主的安排。他已是台大英文系的主任，我則是剛到此地的天主教修女。

我從美國來台之前，也知道一些台灣教會工作的情形，當時既不能、也不敢回老家，於是就隨修會於1963年到台灣來了。我的修會－天主教社會服務修女會－修女們決定來台灣時，也是因在這裡有許多當年英家的舊識好友，和教會中的神長，更何況還有我三哥呢。

當時我們修會的生活規矩嚴格保守，雖然修院離台灣大學不遠，實際上和我三哥不常見面。三哥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倆偶而在教會中和神長一起聚會時，他在朋友面前也會對我開個玩笑。譬如人家問「英千里是誰？」他會說：「是英修女的哥哥。」表示我在台灣已經比他有名氣了。或是別人問他我的英文如何？他會說：「我這妹妹英語講得好，可是我的文法比她强。」這就是他的幽默和抬舉。總而言之，他英文是苦讀出來的，而我的卻只是說出來的。

三哥精通數國語言，尤其英文造詣當年在華人圈中是數一數二的，他對臺灣英文教育的貢獻，傳為美談，曾出版初中及高中的教科書、文法書，編撰英漢字典，在學界廣為流傳。那時大多數的初高中用為課本，學生人手一冊。

想起來，我和我三哥在這六年裡也還有些相聚的時刻：他請過我去他住的溫州街宿舍吃小年夜飯，在郊遊時也曾帶我去過。這些都是我在享天倫之樂了。

1969年10月，我三哥告訴我說他感覺有些不舒服，想到新成立的天主教耕莘醫院去看病，我當時己在醫院社會服務部工作了，於是就請醫院派車去接他過來，沒想到三天的住院他就支撐不住，離開我們了。善後是由輔仁大學的校友和臺大的同仁為之辦理的。在天主教聖家堂舉行禮儀，埋葬大直。至今臺灣大學英文系中還留下了英千里奬學金鼓勵資助學子。

我三哥他很可愛，聽話、謙遜、幽默、寡言、毅力、歡喜助人都是他的美德。是我在家人中引以為傲的一個堂哥。


英潔良口述

熊健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