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曹禺、英若誠談天(下)

 作者：陳若曦 

從「雷雨」到「王昭君」，他的寫作動力是始終如一的。當然，時代不同了，能否把握住時代精神則是另一回事。「王昭君」我認為並不成功。

水晶對「日出」中主角陳白露的自殺結局，有與眾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不 必死，曹認為非死不可，雙方各不相讓。眼看辯下去沒有結論，我轉了話題。

「很多女演員飾演過陳白露，誰真正演出了你心目中的角色呢？」

曹禺搖頭不語。

「漂亮的女演員一向搶這個角色，」英若誠說，「但個個都把她演成交際花。」

我記得白楊演出這個角色，紅得發紫過。

「她演得如何？」

曹禺贊許地說：「她演交際花是最逼真的一個，可惜就是不願意死去。話劇結尾時，你瞧她這麼對著鏡子念了：

『生得不算太難看吧？人不算太老吧？這── 麼──年──輕──，這──麼──美啊！』

然後不情不願地拿起安眠藥片往嘴里丟──觀眾還當她在吃糖哩！」

曹禺說著，模仿白楊攬鏡自照作我見猶憐狀，一邊念臺詞一邊往口中丟東西的模樣，我們都被逗得捧腹大笑。

最近我前後接觸到三批大陸訪美的文藝界人士，短短的半年時間，他們的談吐表現卻有顯著的改變，充分反映出現今大陸上風氣的轉變。

去秋，封鳳子來。她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早年演過電影，以後改行編輯寫作。六十出頭了，風韻猶存，談吐極富魅力。然而說起十年來的災難，她一筆推給 「四人幫」，開口閉口「華主席如何英明」。我就會為毛澤東那句荒誕不經的所謂遺囑「你辦事，我放心」和她舌戰過。

平心而論，鳳子真是大好人一個。也許環境比絕大多數人順利，缺乏磨 煉，政治水平隨著停滯不前。關於華國鋒的竄升，她說曾去參觀一項周恩來事蹟的展覽，看到有個文件證明是周親筆圈選把華上調中央。因此，華「主席」到中央也是周恩來的匠心安排。

「這真是『新聞』啦！」我大不以為然。她卻堅持：「絕對沒錯！」

去冬，蕭乾、畢朔望來。

蕭是二次大戰著名的西線記者，小說和報導文學之多稱得上著作等身。他被打成右派，含冤二十年，直到出使美國前幾個月才摘掉右派帽子。

蕭乾並沒有簡單地把一切過錯推到「四人幫」頭上。其實，他的觀察敏銳和思維縝密絕不亞於當年，然而在痛定思痛之餘，他採取的是謹慎的樂觀態度。

那時，正當宣判魏京生坐牢十五年，國際上紛紛為他向中共提出抗議和呼籲，我們一些關心大陸的華人都遺憾鄧小平食言而肥，開民主的倒車，因而十分不滿。

蕭乾卻勸我不要氣餒。他也遺憾巍要坐這麼久的牢獄，但特地向我指出，就推動法治而言，魏案的審判是個開端，意義不可忽視。多少年來，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不計其數，但魏京生是第一次得到公審，允許為自己辯護──雖然公開的程度不夠理想。其次，「涉嫌出賣軍事機密」，內容是否構成機密不談，但這樣可怕的指控和事後合法定罪，在以前肯定要株連一大批親戚朋友（李一哲大字報就牽涉了上千人），現在只抓了四五個合伙辦刊物的同事，親友紋風不動。相比之下，打擊面已大為縮小，不能不說是進步。

在公開演講或人多的場合，蕭、畢充分代表中共立場，為現行政策做解釋。由於觀察敏銳，加上學識淵博，且攻守有備，他們不但善於為中共辯護，而且還能指陳美國社會腐化墮落的一面，詼諧幽默一番。

曹英這次來，態度又不同。他們像來探訪多不見的親友，談新設舊，隨遇而安，卻親切無比。在加大和史丹佛這幾天，曹禺的風趣和友善，為此地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沒有特別吹捧美國（我印象裏只記得曹周說美國的生菜最好吃），也不 去吹毛求疵地跳剔，來證明大陸並非全盤落後。曹禺強調：「社會制度不同，文 化背景懸殊，彼此要互相容忍才好。」

曹英真是無所不談，沒有遮掩，也不帶附加條件如「這個我們只能私下談」或者「在海外說說可以，回去就不行了」等等。

對於魏京生案子，他們都表示了同情，感到是判得重了些。在演講時，面對美國人權主義份子的責難，他們也不作辯護，只簡起地申明：「魏案審判，我 們在倫敦訪問，不了解情況。這次訪問貴園，純粹是文化流，不願意談論政治。」

最近中共取消憲法規定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我認為又是開倒車，壓制本來已經是有限的言論自由。曹禺見解恰和我相反。他不但堅持該取消，還很奇怪我居然會反對取消。

「文革那會兒，什麼大鳴大放，你還沒見夠呀？那些大字報劈天蓋地壓過來，不許你還嘴，只許他們人身攻擊：一片漫罵，全是片面的，非理性的，一點兒道理也不講！」

說著，平常笑咪咪的臉一變而為憤憤然。

其實，絕大多數的大字報──尤其在政治運動期間──都是黨內嚴格指使下的產物。我牽命寫過大字報，身歷其境，豈不知之理。我以為，過錯並不在大字報的形式，而在於領導階層。文革期間，通過大字報而洩露了不少「國家機密」，也是事實。這雖是大字報的弊病，但並非無可挽救的。真正出於自由意志的大字報，它們的作者都冒了很大的風臉，所謂「提著腦袋幹革命」。像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報，七六年天安門的獻詩和七八年西單的民主牆，全遭到殘酷鎮壓。大字報流傳不廣，做為表達民意的極少數途徑之一，已經是很寒酸 了，整個取消，「人民民主」豈不顯得赤貧？

「在沒有民辦刊物，民營報紙的今天，禁掉了大字報，請問人民到哪見去發表意見？」

「有地方！」曹禺熱心地告訴我：「大家都可以在本單位向領導反映。」

「領導不聽呢？」

「現在風氣自由開放，誰敢不聽呀？」 

也許我的經歷太膚淺，硬是缺乏他那一份執著和樂觀。在加大演講時，聽眾又提起大字報的事。曹禺激昂慷慨地述說文革時期文藝界人士和老幹部被    「四大」 圍攻迫害的慘狀。說著說著竟激動起來，他霍地站起，當眾表演 挨

鬥「坐噴氣機」的姿勢。老劇作家現身說法，效果當然不同凡響。觀眾個個臉色凝重，再也沒心問下去，遑論辯駁他。

我也十分同情所有遭受過大字報圍攻的人，但在中共 給予人民出版自由以前，我以為取消大字報是違 反憲法精神，也違反他們標榜的馬克斯主義，更是違背基本人權。

曹老對我寫作的許多啟示和鼓勵，使我十分感激。他對人生和事物的看法，也極得我心。可惜，在這件事上，我們存有代溝。

英若誠是公認的人材，他的坦率豪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對現在執行政策造成的某些偏差，以及社會上因為門戶開放而帶來的不一良現象，他都坦認不諱，而且憂心忡忡。對文革的功過得失，說來痛快淋漓，且有獨到見解。他有一個結論特別叫我要拍案稱快。

「紅衛兵這一代，能夠好好地吸取經驗教訓，是將來中國的希望。」

年初我返臺時，也會說過類似的話，結果招來不少批評。想不到海的另 一岸也有人作如是觀，可謂不謀而合，豈不快哉！

這一年多來，我見過很多由大陸出來的人。他們一反過去那種「猶有餘悸」的作風，大膽批判文革，批判毛澤東。許多人還以自己在文革中吃過苦頭為榮。

我曾問鳳子，在文革裏如何？

她說：「我被下放到幹校，有四五年和我愛人完全分開。我只遭到下放，就可惜沒坐過牢。」

言下頗有遺憾之意。

許多年輕的朋友經常自稱 「文革裏被打成三次反革命」。有人炫耀 「帶過各種『帽子』」，或者說幾次「進出監牢」等等。我是文革過來人，同情之餘，不免疑惑其中有些誇大成份。

曹禺和英若誠是屬於「反潮流」的，不願一意提起這一段。他們批判「五人幫」不遺餘力，但拒絕把自己打扮成受苦受難的英雄。

看來揭批「四人幫」和推行「四個現代化」已有些結果，起碼使人敢開口了。

「大家以為我們應該處處代表中國，」英若誠說，「然而，作為真正的中國人，我們其實只能代表我們自己。我說的話就只能代表我個人的思想。」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個性的解放。

據他說，在大陸上，像他這樣的人很多。果真如此，那麼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更有希望了。但願如此 。

一九八〇年四月廿八日於柏克萊

原載於中國時報書系{生活隨筆}　時報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72年6月1日再版 發行人儲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