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英若誠，來美前兩天，還在臺上演老舍的「茶館」，一人兼飾劉麻子父子兩代。這次回去，據說馬上就得參加「駱駝祥子」的演出，還演他五十年代的角色─虎妞的爸爸。去冬，他把「茶館」譯成英語，今年九月要拿到歐洲演出，還是「人藝」的全班人馬，相信很壯觀。
「現在演員的培訓抓得很緊吧？」
我和他談起話劇的前途。
「還是那句老話：青黃不接。如今招考演員可嚴格著哪！要身材修長─女的至少一米七─五官端正，高鼻樑，濃眉大眼外加雙眼皮─缺一不可！」
「條件真苛！中國女人一米七身高的就不多。」
「嗨！也不少，咱們人口眾多嘛。合乎這些條件的有得是，可就缺少文化。演技是藝術，沒有文化薰陶硬是不行。文化呢！又不是一蹴而就的玩意兒......沒法子，只有耐心地加緊培訓吧。」
由於青黃不接，逼得許多老演員去演年輕角色。
但這樣也促進了化粧術的革新和改良。現在，許多年紀大的女演員都接受了整容手術，男演員用塑膠帶也能把臉皮拉平，據說這是最普遍的還老返童術。
中國人好客成性，而中共的好客已到了媚外的地步。只要進了國門，幾乎全尊為「外賓」，隨意點名求見作家名伶，很少遭到拒絕的。
隨便翻閱一下海外的報章雜誌，到處是訪問某某的文章，便可以想像這些年近古稀者的忙碌和辛苦。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現象，早在五十年代，老舍就曾為文抱怨，說創過一個上午跑三趟車站接客的紀錄；許多老朋友沒時間串門子，倒經常在機場碰頭。
說到這個，曹禺也是搖頭歎氣。他有時苦思冥想，好不容易來了靈感。正奮筆疾書，忽然接到電話要見外賓。等見完客回家，靈感又飛了。
「咱成了應召的人。」
曹禺自我幽默一句。
「你們應該抗議！」我說：「值得見的才見，不能阿貓阿狗都見。因為浪費的不正是寶貴的時間，而是你們有限的生命啊！」
李歐梵也有同感，強調要嚴加限制老作家的會客時間。
「我們實在是不太了解外界的情況，」英若誠說，「以為來的都是友好人士，不好叫人失望，總是儘可能地滿足人家的要求。」
「你們外面的人要多多反映！」
曹禺拍拍我的手說。
早聽說英若誠有酒量。有一天晚上，我備了好酒，水晶置辦了各色點心，約了白先勇、李歐梵，把曹、英接到我家喝酒聊天。曹禺因有心臟病，只能喝點葡萄酒和啤酒。對著美酒，他也不甘心望梅止渴，總要抿一小口解解饞。他不能開懷暢飲，但能暢談從前一些喝酒的趣事。
據說五十年代時，周恩來有一次請吃宵夜，打開一瓶史大林送的白蘭地。這酒來歷不凡，是當年拿破崙和約瑟芬結婚時送了幾瓶給俄國沙皇，以後史大林繼承過來，轉送一瓶給周恩來。
「那玻璃瓶小小的，真是其貌不揚，比咱們幾十年前的汽水瓶還不上眼哪！」
「珍藏了一個世紀半的酒，打開來滿室噴香吧？」我迫不及待地問：「味道怎麼樣？」
「咳，是有那麼一股味兒，只是我覺著並不香。喝到口裏怪怪的，說不上來是什麼味兒。」
大家都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曹禺卻只痛惜那只酒瓶。
「可惜呀，當時忘了把酒瓶要來。那可是一件古董哪！」
曹禺雖然不提自己在「四人幫」時代受的苦難，但大家也還是知道他吃了不少苦頭。先是批門，接著關起來，以後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了四五年(英若誠和他在一道勞動)，最後是「恩准」調上來，在「人藝」大門口的傳達室當門房。
「你不是院長嗎？哈，當官做老爺慣了，叫你嚐嚐聽差的滋味！」
六七年我在北京時，外交部造反派把黃鎮(當時的駐法大使)叫回來批鬥，罰他掃廁所。我一直為他抱不平。去冬，蕭乾訪美，談起這件事，他笑稱是「美差」。
「廁所再臭，掃過也就完畢。派誰掃廁所呀，其實就是有心照顧他。」
這話碰到曹禺，果然得到證賞。
曹禺當門房又兼打雜，要灑水掃地倒垃圾，收發信件再分派到各室，腿又瘸，跑上跑下地活受罪。難怪他也稱讚掃廁所是美差事。
對自己的苦難，曹禺能既往不究，但說起同代文藝界人士的遭遇，他表現的痛惜和同情，絕不亞於身受。我生長在臺灣，對三四十年代大陸上電影和戲劇界的活躍人物，知道極少。水晶和白先勇就不同了，他們到臺灣以前，多多少少躬逢其盛過，因此聊起來就津津有味─當然，也夾雜了多少聲嘆息。
曹禺對受折磨而死的藝人深深哀悼著。對一些受過迫害而倖存的也極為同情。
「演戲的都是好人，很多是苦出身的，壞的就那一兩個傢伙而已。」
這種時候，他連江青的名字都不屑提起。
不知怎地，談話對象轉到李玉茹─當年紅遍上海的「四塊玉」之一。她在文革中也吃盡了苦頭，腰被打壞過。曹禺忽然又痛惜又抱怨地說：
「唉，五十六歲的人了，叫她別演戲，還嚷著非上臺不可！」
英若誠笑問：「你這不是男性沙文主義嗎？她能演，為什麼不讓她上臺？」
我心直口快，一問才知曹禺半年前和李玉茹結了婚。婚後，李忙著在上海演戲，培養接班人。曹禺身兼要職，也離不得北京。他是人大常委，「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北京「人藝」院長，另外又掛了九個副主席的頭銜，開會見客......據說忙得抽不出時間看戲。新婚燕爾卻勞燕分飛，難怪新郎倌怨嘆。
我突然想起在「其津」飯店的事。飯店照例送上「好運」杏仁餅。曹禺打開他的餅，取出了條子，託我念給他聽。
「你充滿了精力，正當享受生活的所有樂趣。」他很開心，裂著嘴笑，卻低聲向我咕嚕一句：「可惜我那一位不合作呀！」
我當時一楞，礙於初見面，不好意思打破沙鍋問到底，直到這時才揭開了謎。
有人在七五年見過曹禺。據說他那時剛死了妻子，身心備受打擊，面貌蒼老不堪，連腰都直不起來，走路蹣跚，一副風雨飄搖狀。人逢喜事精神爽，隔了五 年，他反而年輕許多，不但容光煥發，而且笑得比誰都痛快，簡直是越活越年輕。
他在公開演講稿中把現階段的大陸戲劇界說成「百花齊放」，表示前途無限光明。許多人認為這種樂觀近乎一廂情願。有一個聽眾問他：
「如果有人寫了劇本，但批評的不是『四人幫』，那麼允許不允許出版呢？」
他回答：「我們會開會討論，如果他批評得對，有道理，那麼也可以發表他的 作品。」
我一個朋友當時也在場，事後告訴我，曹禺「要外交辭令」。前不久，有三個 年輕作者寫了劇本「騙子」（又名「假如我是真的」）諷刺特權階層，預演轟 動，結果受到「內部批判」，遭到禁演的下場。我為此特地向他打聽內情。
據曹、英的消息，辯論則有，批判則無，現在作者已接受建議，正在修改原 作，以後上演應該不成問題。這一點，我們且拭目以待。
「慢慢來，有希望的。」
曹禺很有信心地說。出使在外，他也只能這麼說。
他對臺灣的戲劇界很感興 趣，也打聽了很多近況。
聽到前不久臺灣教育部下令更改「竇娥冤」的結尾，變悲劇為喜劇一事，他大 吃一驚，幾疑「四人幫」在臺灣返魂。
「臺灣沒有『四人幫』，」我向他保證，「『四人幫』是整個兒禁掉傳統戲目，臺 灣是大刀闊斧地對傳統戲目砍頭去尾，改良主題，叫叫『文化復興』。」
曹禺很謙虛，對他作品提出批評，他都很虛心地接受。但他認為有理的地 方，也堅持到底，絕不含糊。外界一直傳說，認為他的近作「王昭君」是奉周 恩來之命而寫。有人便嘲諷它是「尊命文學」，還當面求證。
「什麼尊命文學！」他一口駁回：「周恩來是我南開老同學，我從來就沒把 他當總理看待！是我自己早就收集了有關王昭君的資料，有一天他看到了，很 贊成，加以鼓勵過。如此而己。」
我問他，為什麼特別要寫王昭君？
「我希望能促進民族間的和睦和團結。人活著總應該做些有益於國家人民的事。作為作家，寫出的作品最好能對國家人民有所幫助。我一直是這種看法。」
原載於中國時報書系{生活隨筆} 時報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72年6月1日再版 發行人儲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