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台大(下)

 

作者：齊邦媛

 

半世紀後，我又由校門走進了文學院，方庭中的小樹已長得比樓都高了。日出日落的時候，這座樓看得出歲月的痕跡，這般的沉靜穩重！一代又一代的人來了，坐在窗前，又走了。

在那堆書中，我又碰到了兩本小泉八雲的書，因為全用英文寫成，讀來沒有隔閡。至此才知原名Lafcadio Hearn（一八五○—一九○四），原是愛爾蘭裔美國作家，四十歲定居日本歸化入籍，小泉是他妻子的姓。他寫了許多介紹日本文化風貌的書。在東京帝大教授英國文學時的講稿，由他幾位學生記錄、整理、打字成書，有《英國文學史》、《論藝術》、《文學與哲學》等，在他英年早逝之後由Hokuseido Press續出版。我所遇到的這批昭和八年的書，大約多是這家出版社的英美文學叢書吧。小泉八雲由他對東方心靈的了解談西方文學的欣賞，自然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在他去世後近三十年，他三位已承衣缽的學生在《論藝術、文學與哲學》書序中回憶當年上課時，他說話如汨汨流水的樂音，所講內容引人全神貫注，感動永不能忘。今天讀他百年前評文著述的方法與角度，應尊他為比較文學的先驅。在我獨學無師那兩年間，他給我的引導，真似一座載滿訊息的燈塔，絕非只是被濫用作希望的象徵。二十世紀應可稱作西方文學批評的盛世，可惜我在求學時期，研究西方文學的書和沙漠中的水一樣稀少，讀到日本殖民者印的這些書已經算是緣分了，大量閱讀真正的批評理論原著時已經三十歲了。

 

文學院工字形的二層樓，每面只有一排房間，房門開向陽光充足的寬敞迴廊，窗子俯視天井，沒有可以對面相逢的空間。日本人走後，外文系的師生都少，更少有人到辦公室來，我來後第二年增加了兩位男助教，戴潮聲和侯健。他們被派在另一間研究室，我每天看到他們騎著腳踏車來去，進了研究室，好似孤島般，在各自的世界裡尋路。五月之後漸漸暑熱悶人，搬書工作做完之後，有時無聲的寂靜淹沒單調的蟬鳴。

 

很難忘記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一個人坐在寬敞的辦公室裡，桌旁磨石子地上許多已分類待搬下樓的書。桌上是院寶打字機，窗外是長滿綠草的方庭和那棵瘦小的印度黃檀樹。一室的孤獨，卻也有抽離後的平靜。隔了台灣海峽，年輕生命中生離死別的悲痛尚很難融入海島的現實人生；走出台北城市，樹木山川也覓不到回響。於是將一切固封深心，「書中日月長」！助教那個階段的人，覺得日月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冬天陰冷，坐久了手足僵硬，我有時會穿過左邊的迴廊去中文系看看裴溥言和廖蔚卿兩位助教，很羨慕她們研究室四壁秩序井然的大書架，藏書不但豐富，還有一種不受世事干擾的穩定感。尤其令我羨慕的是穩坐在大桌子後面的臺靜農先生正指引她們找書和查書——這豈不正是人文教育最美的情景？這個最初的印象延續至今，仍是我對台大中文系的基本看法。此後數十年，公私機緣都讓我更深入認識中文系；自一九七○至八八年間我教授中文、歷史研究所「必選」的高級英文課（西洋名著選讀），十八年間真是得天下之英才以教之，如今這些學生都已在各自本行有傑出地位，我也頗為他們的成就感到欣慰。我雖是外系老師，但當年曾投注相當心力作科系間的心靈交流，也產生一些真摯的感情。

這些年中，讀到許多台大校友懷舊的文章，其中最有情義的是懷念臺先生的，如林文月的〈讀中文系的人〉和後來一些散文；柯慶明的〈昔往的輝光〉，和臺先生逝世後，中文系編的追思文集，有三十多位師生詳述中文系的課業和師生情誼。這樣良師如父的典型也幸有中文系的筆墨能留下生動不朽的畫像。柯先生書中「談笑有鴻儒——懷念屈萬里老師與在第三研究室的日子」，也令我羨慕他們的師生相聚的緣分。年輕一代如陳幸蕙的〈花城四年〉、洪淑苓的〈傅鐘下的歌唱〉等，也似乎重築了充滿書香與花香的庭院。使他們產生這樣回憶的氣氛，在台大校園也不是處處存在的。

 

兩年後，我告別了那仍然荒蕪的外文系，告別了溫州街的日式單身宿舍和風雨夜院子裡聲勢懾人的老松樹，成家遷居台中。台大外文系的情況，我只間歇知道。大約直到一九五○年代中期，由大陸遷來台灣的知識分子增多，系裡延攬了黎烈文先生，他所譯的《冰島漁夫》自一九四二年出版以後，幾乎所有的中學生都曾讀過，啟發了數代的文學心靈。虞爾昌先生曾參加莎士比亞全集的中譯，李本題先生，英國文學史專家……，而較年輕的夏濟安先生、吳魯芹先生和侯健先生等，以他們深厚的中英文造詣和對純文學的熱忱，創辦了《文學雜誌》，課內、課外鼓勵學生深入研讀西方文學作品與論述。一九六○年他們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和一些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雙月刊，不僅論述、評介西方文學思潮，也尊重中國的傳統（他們都曾到中文系選修臺先生、鄭騫先生、葉嘉瑩先生的課，認真受教。）為了「對中國文學前途的關心」，他們在發刊詞上說，「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直到一九七七年停刊，《現代文學》登載了七十位作家，二百零六篇小說，無數的新詩，幾乎含括了當時所有的重要作家，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其中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王文興、王禎和、歐陽子（洪智惠）、陳若曦（陳秀美）、朱西甯、司馬中原、黃春明、陳映真的小說和同為本系出身的余光中、葉維廉的新詩，已成為公認的經典之作。

 

一九七○年，我回到台大，教英國文學史、翻譯和為中文、歷史兩系研究生合開的「高級英文」。外文系的辦公室已由二樓移至樓下東翼全排，教師編制由原來的二十人左右擴充到八十多人，在系裡遇到當年同為助教的侯健先生，他留在台大教書，二十年間已差不多讀遍了不斷增加的書，除了《文學雜誌》，他與姚一葦、葉慶炳和葉維康等還創辦了《文學評論》，寫了許多以西方理論讀中國小說的文章。那時已經有五位助教擠在一間屋子裡，桌桌相連，川流不息的師生進進出出，問訊、取信、茶水……直到我退休，數十年間，外文系從沒有一間真正的教員休息室，上課前後的「交誼」似乎都在迴廊「舉行」。我至今記得，有時從二十四教室出來等下一節課鐘響，相當疲勞地靠窗台站著，會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現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常常是剛拿了學位回來的人和客座教授，例如，高友工、楊牧先生等），免不了有「驚呼熱中腸」的場面，然後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檯上寫下電話號碼，各自奔往教室。剛回到系裡，有人戲曰外文系「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我們的「雕欄玉砌」應即是那一條陳舊、斑駁，但是高朗、明亮可愛的迴廊吧。迴廊裡面的生態確是變了，推動「改」革最大的推手，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顏。

 

朱立民先生和顏元叔先生是最早在美國拿到文學博士學位回到台灣的歸國學人，當時在台大校園曾被稱為「稀有貴重金屬」。系裡一位年輕男助教曾說，他每天看到顏元叔騎著腳踏車在校園裡來去，意氣風發，心中興起「有為者當若是」的壯志。朱立民瀟灑幽默，顏元叔勇猛率直，寫了許多向傳統文化挑戰的精鍊散文（如〈林黛玉可以休矣！〉等）。朱任文學院長，顏任系主任，並且結為好友，兩人聯手把外文系改得煥然一新。首先是課程的現代化：重編大一英文課本，使學生增加人文各方面的知識與英文能力；列「中國文學史」為必修課程；為本系大一學生加開「文學作品讀法」（朱先生最早曾親授此課）；增設文學批評及比較文學理論等課程，此時另一位文學博士胡耀恆也回到了台大，以最新方式講西洋戲劇，領導學生以比較文學方法關懷本國戲劇發展，王文興國外進修回來，專授「小說」課程，且於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震驚文壇的《家變》，至今已成為經典之作。

 

「朱顏改」對外文系最明顯的效果是西洋文學理論成為教學的主流，「現代文學」時代的創作熱情漸漸被學術研究的冷靜所代替。他們所推崇的「新文學批評」認為作品本身應該是研究的主要對象，各科教學也採用最新的原文教科書和作品，羅斯福路上的幾家教科書出版社如歐亞、雙葉、書林等都大量以照相版先盜印（後漸去取得版權）許多重要作品，盛況可稱空前。一九七二年，為了參加國際會議，外文系朱、顏、侯健、胡耀恆、朱炎、余光中和我等，與中文系的鄭騫、黃得時、葉慶炳、林文月先生等共十一人簽名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最早會員即在百人以上，參加了許多國際會議，提出許多頗有分量的論文；在國內亦舉行了多次大型研討會，邀請海外學者來台灣發表演講及論文。國內中、外文系的師生參與相當踴躍。由於會議主題和研討內容富有原創性，對台灣的文學教育有很大的啟發與充實。當創辦的一代漸次退隱，年輕的一代已有足夠的學術訓練和歷練接棒。當年《現代文學》的創新作家大多出身外文系，而今天的文壇健將則以中文系出身居多，比較文學會在促進觀念的交流、溝通、提升方面可能有一些功勞。當然，研究所的普及，出國留學的人數增多是主要原因。同年我們兩系合作創辦的《中外文學》月刊，今年已滿三十年，由外文系的各屆系主任，如林耀福、宋美　、彭鏡禧、高天恩、張漢良、廖咸浩等認真主持，使它成為台灣唯一持續登載文學理論和創作的定期刊物。記得當年我們簽發起書前後，並不常談理想二字，但事事都有理想在，好似互相見證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

 

半世紀後，我又由校門走進了文學院，方庭中的小樹已長得比樓都高了。日出日落的時候，這座樓看得出歲月的痕跡，這般的沉靜穩重！一代又一代的人來了，坐在窗前，又走了。但是他們並不是空手而去，他們帶走了台大文學院自由、開放、創新的精神，在台灣這半世紀的歷史上有明顯的貢獻，如椰林下的杜鵑花叢，襯托出斑駁老樓的尊嚴和那些扇窗子，窗裡的燈光。

                                                                                                                                       轉載自人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