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台大 (上)
在那個被勝利沖昏了頭的時候，人人似乎都在往美好的憧憬奔去，像我那時只想找個有書的地方坐下來，好好地想想我的人生，今後何去何從？那真是我一生最感迷茫的記憶。
禮拜日的早上，我到新生南路的誠品書店二樓，找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面對著台大的大門——半世紀前很年輕的我，充滿了好奇的我走進去的大門。那個初秋的早晨，首先看到的是兩排椰子樹在幾幢紅磚大樓間迎風搖著，很符合我到台灣前的想像：熱帶風光加上一些殖民色彩。進入左手第二幢大樓是文學院，迎面兩道石頭樓梯引向頗為寬敞的二樓，給我印象很深。那時抗戰勝利剛剛兩年，戰火中逃難八年的記憶猶新。大學前三年在四川樂山縣城的文廟上課，從石板鋪的街道走進石板鋪的方庭，三面佩殿小室放了幾排木桌椅，用手抄本跟著朱光潛老師用略帶安徽腔的英文讀雪萊的〈雲雀〉、〈西風頌〉和濟慈的〈夜鶯頌〉……其實很少想到教室的簡陋。而台大這所文學院建築，雖原屬我們敵人日本的帝大，卻頗有學術殿堂的勢態。那一天我原是以觀光客的心情去參觀的，絕未想到四十年後會由此樓中退休。
人生命運雖多靠自己奮鬥努力與智慧，也許更多是由許多無法預知，無從言說的機緣所促成。一九四七年秋天我到台灣來原只是單純的觀光而已，那時還沒有「觀光」這名詞，也沒有觀光的能力和心情，交通不便，若不是逃難或求學，很少人願意離家太遠。我上大學已離家四年，勝利團聚更感依戀父母，但是由重慶「復員」回去，我家暫居上海。上海那種燈紅酒綠的繁華，在我看來，是一種虛張聲勢的太平景象，是對八年血淚記憶的漠視，甚至是褻瀆。我剛從文廟的石板路上走來，寧可再回到那燭火書香的小城繼續讀我的書。但是想繼續讀書的，那時可走的路卻並不多。
勝利第二年，朱光潛老師應聘到北大任文學院長，我畢業後去北平看他，也曾考慮去那裡作助教，遲疑未去，又因為我不想住在北京城。古老的京城，和上海相反，有種飽經閱歷的沉鬱。從初春到初雪，漫天的風沙由塞外吹來，全城常是罩在灰撲撲的顏色裡。黃昏時走在曲折的胡同裡總似聽到一些幽咽的歌聲和琴聲混在夕陽裡，與我那時記憶猶新的、熾熱的「重慶精神」格格不入。而更重要的是，共產黨軍隊已經在東北與華北占領了一些地區。歡慶勝利後已一年，八月十二日報上讀到共軍繼續猛攻大同，賀龍發表談話稱：「我們只管打仗，不管停戰不停戰。」八月十七日延安中共發布第二次總動員令，加強全面戰鬥。一九四七年夏天北平表面平靜，事實上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飄搖，唯一通往南京上海的津浦鐵路時常中斷……多方考慮之後我回到上海家中。在那個被勝利沖昏了頭的時候，人人似乎都在往美好的憧憬奔去，像我那時只想找個有書的地方坐下來，好好地想想我的人生，今後何去何從？那真是我一生最感迷茫的記憶。
那年夏末，父執馬廷英教授正為台灣大學理學院在京滬聘請師資，他說我可以去外文系作助教。台灣這個只在地理書上讀過的地方，令我產生許多甜美的聯想。首先想到南開中學地理課上吳振芝老師教我們記得台灣三大港口：雞蛋糕（基隆、淡水、高雄）；特產：香蕉、鳳梨、蔗糖、蓬萊米。在大學讀吉卜林（Kipling）寫南洋椰樹下草裙舞孃的名詩〈The Road to Mandalay〉，在戰時聽來都似世外桃源。雖然剛剛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在大戰爭中長大的人並不為之卻步，何況校園生活單純，不至於受到政治影響。我答應父母只是去看看再說。上海、台北之間每天有民航班機，兩小時即達，比重慶到樂山江航三、四天容易多了。如此我即隨馬教授來到了台北。出了簡陋的機場，沿路看到水果攤上掛著大串的香蕉，擺著漂亮像圖片的鳳梨。青田街台大教授日式宿舍，進門的玄關上竟然有一位名叫錦娘的「下女」跪在那裡迎賓！脫鞋才能入室，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別人的床舖上。黃昏後隨一對也暫住在馬家的工學院助教夫妻走到市中心。商店都不大，兩旁騎樓（那時稱為「亭仔腳」）下還有些日本人蹲在他們的地攤前賣帶不走的家當，花瓶、盤碗、桌布、玩具似的梳妝盒……，在黯淡的街燈下，滿街響著木板鞋清脆起落的迴聲……。這一切初次見到的「異國風光」，至今印象清晰。
真正讓我留下來的，是到外文系看到一堆一堆的洋書。那位似乎是代理系主任說，日本人走時倉促，留在這兩屋子的書不知為何這麼滿地堆著，必須分門別類送到樓下新成立的文學院圖書館去。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多的原文書，也不懂圖書分類的事，但是這個工作有相當的吸引力。我開始認真考慮留下來，然後寫信給父母，細敘我的心境。畢業三個月了，同學們由長江回到內地，全分散了，約略知道有些男同學考上了軍中翻譯官，參加了馬歇爾計畫之類的工作；女同學嫁人或去教中學英文。動亂離散久了，很少人敢去留學。全國沒有外文研究所，像我這樣想繼續讀書的，作助教是唯一的路。四十年後我由台大辦理退休手續時，拿出當年那張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助教臨時聘書，毛筆手書的宣紙已泛黃易碎，另一張正式聘書由陸志鴻校長發的，日期竟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因為陸校長自己的正式聘任是十一月十五日。戰時、戰後，許多機構和事業都曾以「臨時」為名，數十年似在等待磐石般正式穩定之日到來。
接下了那張草聘後，每天早上我就由青田街到窄狹的和平東路右轉走到現在稱為新生南路的瑠公圳畔田間小路，左邊一眼望去是景美幾座小山及層層的遠山，右邊是流著清水的河渠，跨過小橋是溫州街一排排的日式宿舍，小小的自成格局很像玩具屋。外文系在二樓右首一排，我那張靠窗的書桌面對經常空著的系主任的桌子，俯視後院方庭的綠地，那棵後來有名的印度黃檀樹當年只是棵瘦小、葉子稀疏的樹。我記得的一位兼任的系主任是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饒餘威先生，他開著一輛美軍戰時物資吉普車，有幾次在和平東路曾載我從羅斯福路大門去上班，他對我的助教工作似乎從無指示。不久之後，教語音學的王國華先生繼任，他有時到辦公室看看公文，他看到我「只」在看書，就會說「Miss齊，你沒有事，幫我畫畫發音圖吧！」我畫在繪圖紙上的口腔發音位置圖實在太糟了，令他頗為失望，怕我繼續浪費紙張，就叫停了。
第二年，傅斯年先生接任校長，由北平輔仁大學聘來英千里先生任外文系主任，開始找文學科目的師資。日本人走後，系裡似乎只有蘇薌雨和蘇維熊兩位講師，學生只有數十人，系辦公室無何公事可辦。有時中午英先生會帶我到羅斯福路的麵飯棚子吃陽春麵和滷蛋，幾次談到他在北平抗日被捕下獄所受酷刑。在那時並不是古老的往事，發生在只不過三、五年前，傷痛猶新。英先生中年離妻別子來到台大，雖然深受器重，也建立了許多新的師生情誼，但是身體創傷未復，生活孤單，是早期來台典型的飄零文人。
在學術生涯中，助教階段只是摸索找路的起點而已，我很幸運的是坐在那兩屋子的書中開始，那兩年沒有浪費時間，那些吸引我留下的書成了我的研究所，我這唯一的助教和一位名為金鳳的工友，每天開了系辦公室門，就是自由閱讀時間，我先將書簡單分類為詩、散文、小說、評論四種，依古典和現代文學分放在兩間屋裡。每天下午就像螞蟻一樣，每次七、八本抱著下樓送到文學院圖書室。（那時已在圖書室服務的游綢女士四十年後與我差不多時間退休。）我記得那些書幾乎都是紅色硬面的日本一家文庫出版的普及本，少數灰色和藍色的，扉頁印著「昭和八年．台北帝大」，推算昭和八年應是一九三三年，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前四年！我們在戰火中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時候，昭和是印在鐵蹄上的標誌。而他們的國內仍能安居樂業，優雅地欣賞菊花、櫻花與茶道，有能力大規模地出版文庫，推廣文化。這樣的對比，多麼引人深思！那時帝大的日本人一定沒有想到有戰敗的一天，竟然會在倉皇間被遣送回國。這些慌亂堆棄的，印著昭和年號的書，該是象徵他們殖民夢碎的一個小小的碎片吧！在樓上樓下搬書的時候，我總會留出幾本想看的書，搬累了就坐在窗前看書；看累了就又去搬書。兩年間頗有系統地看了許多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作品。那時不知道，自己已經腳步平穩地開始爬學術的梯子了。二十年後我以教授身分回到台大教書，院圖書館裡印著昭和八年印章的書已近絕跡，台灣照相版和英美原版的書像潮水一樣已經沖刷掉日本帝大的痕跡。
半世紀後，學術研究生涯中已無寒窗，漸漸甚至已不見紙墨書香，圖書館系已改為圖書資訊系，「館」的有形存在已被「資訊」無形而無所不在的強勢所代替。在今日台大一人數台的茫茫電腦汪洋之中，我腦中不斷浮現當時文學院唯一的那一架老舊的黑色Royal牌打字機。院長錢歌川先生（只在任一年）說不會打字怎麼作外文系助教！在一個月之內，我規規矩矩地按照手冊認真練出了一生唯一的「科技」本領，由開始的公文、信件，到大一英文教材，招生試題……不間斷地出現在它的鍵盤上。最大的挑戰是打油印的蠟紙，打錯了必須塗上藥水，等它乾了再退回非常正確的位置重打；再有就是墊藍色或黑色的複印紙打兩、三份副本，錯字的改正更是費事，趕時間更易出錯。記得手冊上用深色字體印的幾行「重要需知」的第一項是：速度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正確。這句話影響我一生做人處事很大，遠超過打字技術的學習。
那一年文學院幾位先生編了一本大一英文教材，命我打字油印，不可有錯。一共一百頁左右，我足足奮鬥了一個多月，當時卻頗有「成就感」。其中一課選的是美國小說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The Great Stone Face〉，寫一個山村少年感悟人生「偉大」意義的過程，對初次獨立為人的我有甚大啟發。在書堆中找到兩本他的著作，自己摸索著詳讀。可惜那批書的導讀和註釋都是日文。我一生對美國文學的認識，由霍桑開始可以說是件幸運的事，由他寫作取材和文學風格回溯或前瞻都是一個穩重的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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