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化與新小說》
作者：夏濟安
轉載自：夏濟安選集
一
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這種運動已經成功到什麼程度。成功，或者說是“深入人心”。據我們的觀察是很不幸的，這種運動可以說並不怎麼成功。儘管政府當局提倡讀經尊孔，大中學生中，接受儒家思想以孔孟的道德理想為立身楷模的人並不多。學生的家長們，大多也以迎頭趕上時代為榮，守舊落後為恥。我們的觀察並沒有社會學的統計數字為根據，所以並不精確。老實說，因為我們同情新儒家運動，我們寧可我們的觀察是錯誤的。但是“不計成敗”本是儒家基本信條之一，社會現象之未能盡如人意，應該更能使這幾位大師發揚蹈厲，努力宣揚他們的主張。
判定一種思想運動的成敗，不看信徒人數的多寡；主要的是看這種思想能影響當時的智識分子和藝術創作者到什麼程度。胡適之先生曾提倡過“易卜生主義”,這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為我們不但看見過很多人按照易卜生主義做人，而且也有不少文藝作品，很明顯的受到易卜生“社會抗議”(Social protest)的影響。新儒家思想的影響，迄今還只及於少數研究文史哲的學人。它同大眾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更令我們覺得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見一部文藝作品，是在新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寫成的。
“蔣總統”曾經拿我國的四書五經和西洋的《聖經》相比。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這兩套“聖書”是可以相比的。它們都曾經長時期的支配或影響過很多人的思想和行為。但是在今日，儒家在中國的力量，顯然遠不敵基督教在西洋的力量。原因並不是我們的“人心不古”，人家的“人心思古”。原因之一，可能是基督教到今天仍舊是藝術創作靈感的源泉。儒家思想在民國以來，不但沒有產生過什麼重要的文藝作品（別種藝術作品且不必說了）；而且儒家思想和藝術創作之間可能發生什麼關係，
一種思想如何能點燃藝術創作者的靈感和想像，而藝術創作更如何能回過頭來賦予思想以活力，這個問題似乎都還沒有人注意到。
儒家的思想制度有人稱之為儒教，但是“儒教”比之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回教，在內容上是有遜色的。儒教缺乏神學，那不必說。那三大宗教，都可以在理智上（教理）道德上（戒條與生活方式）美感上（建築、雕刻、圖畫、詩歌、音樂、神話故事乃至小說）使信徒得到滿足。一個宗教信徒，可以庸庸碌碌的接受宗教上所賜予的一切，不發問題，不求甚解，挾著他的信仰到死。對於天賦特厚的信徒，他所相信的宗教裡面，盡有可以使他發揮天才的餘地。他可以在教理上窮年累月的研
究，成為一個思想家；他可以在行為上磨煉，成為一個聖人；他假如有藝術天才，也可以配合他的信仰，或者從信仰上得到他的靈感，在建築、圖畫、詩歌等藝術上，做“弘道”的工作。他個人在這些方面的成就，也就是他的宗教的光榮。
儒家思想，在中國藝術方面的貢獻不大。有人說：中國整齊對稱宮殿式的建築，正是禮教社會的產物。中國近幾百年來所造的房屋大多陳陳相因，再看同一時期內歐洲建築方式變化之多，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是在墨守成規，不敢超出前人的範圍，在創造方面的活力是不夠的。中國的畫家，恐怕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為多。詩歌方面，道家儒家思想的影響熟大，還很難說。我國的雕刻，因佛教的輸入才大為發揚廣大，這點大約也是無可否認的。儒家的危險是它可能成為一種清教（Puritanism）；儒者太注意克己復禮的功夫，反而汩滅了藝術創造的生機，中國人所以有這點藝術遺產，還得感謝儒家是從來不專制的這點事實。中國文化是儒、釋、道，及別種思想雜糅而成的；中國藝術是雜糅的中國文化的產物，並不全是“非禮勿言”、“吾日三省吾身”的儒生所創造出來的。
儒家的“民胞物與”、“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曾經激發過詩人的靈感。儒家思想和中國詩的關係，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我所要指出的是：今日寫小說的人，假如對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國社會抱同情而批評的態度，是可能寫出好小說來的。
五四運動已經過了這麼多年，當時那種反對舊制度舊文化的激烈的態度，現在應該是緩和得多了。啟蒙運動是需要的，但是假如中國只是停留在啟蒙階段，這是中國文化的不幸。我們的心理現在多少已經接近成熟，我們的思想應該從天真進入智慧，我們對於是非應該有個冷靜的判斷。
從反對舊社會的立場而寫的小說，五四運動以來，已經出產了不知多少部。這些書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但它們的文學價值恐怕不如它們的歷史價值。它們主要的缺點，是它們的不夠真實。熱情的要求社會改革的小說家，難免要把他們的作品化為宣傳：鏟除舊的，迎接新的。他們所描寫的舊社會，的確是“集眾惡之大成”。但舊社會是否惡到這個程度，舊社會有無足以補救它的惡的優點；再則，拋開舊社會的善惡不談，它究竟對於形成中國人的性格、想像、生活態度，以及生活方式，起些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問題，熱情的小說家是忽略不顧的。
正如夏志清先生在《愛情·社會·小說》（《文學雜志》二卷五期）裡所指出的，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社會；社會的好壞，都是相對的。假如我們有了這個基本認識，我們不會對任何一種已有的或未來的新社會，起什麼幻想。對於那個曾經痛受抨擊的舊社會，也不妨採取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
我並不是說：現有的社會不需要改善。小說家可能有他自己一套社會改造的理想，但是小說家必須使他的作品有別於宣傳。舊道德如忠孝，新理想如民主自由，都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一本教忠教孝的小說，是一本宣傳民主自由的小說，一樣不容易寫好的。說“不容易寫好”恐怕還不夠，我們該說“不可能寫好”。有宣傳作用的小說，總得先定一個很明顯的善惡標准。忠孝是善，奸逆就是惡；自由民主是善，不自由不民主就是惡。一本小說裡面，假如善惡分明，黑白判然，這本小說不可能是一本好小說。小說家所發生興趣的東西，該是善惡朦朧的邊界，是善惡難以判別常被混淆的這點事實，是“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失足成千古恨”善惡之易於顛倒位置的這種人生可寶貴的經驗。
因為善惡問題之複雜（孔子也曾經嘆過“惡紫之奪朱”），以及善惡問題對於人生之重要，小說家對於它才發生這麼大的興趣。中國今日的小說家假如從小讀過一些經書，做過一點修身的功夫，這對於他的寫作有很大的幫助。有過這種基本訓練的人，至少可以有兩點利益：一、他可以認識好人是不容易做的，所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假如小說家不自欺，他對於天下的惡人，可以有更大的同情了解，對於善人之所以為善，也可以道出個所以然來。二、宋儒講究在“起心動念處用功夫”，西洋小說家講究“動機的分析”；中國小說家假如做過一點宋儒的功夫，他就多少能夠分析自己行為的動機，進而推己及人，對於別人行為的動機，也可以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一個小說家假如對於善惡有現實的認識，假如深知人心活 動的來龍去脈，他已經具備了寫作好小說的某些條件。這些條件是比他的曾經有過某種“有趣”的經驗（如通過下級窯子，打過游擊，過樹皮草根等）更為重要的。僅有經驗，而不能找出經驗裡所藏的對於人生的意義，並不是小說家可羨慕的資格。一個頭腦冷靜、道德的同情心活躍的小說家，在任何平凡或不平凡的場合，都可以找到他的題材；他所認識的才是真正的現實，他有了這種認識，才可以進一步的“反映現實”。
善惡問題的認識和動機分析的把握，是造成大小說家重要的條件。但是小說家除了反映心理的現實之外，還得反映社會的現實。中國人所寫的好小說一定是真正中國的小說：人是中國人，話是中國話，生活方式是中國生活方式，生活態度是中國生活態度。這樣一部小說不是一個盲目的反對或是漠視中國舊社會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雖然他可能讀過很多部西洋小說,對於小說作法有深刻的研究。中國人當然具有人類共有的優點和弱點，中國宗法社會和外國宗法社會也有類似之處，但是小說家最感覺到興趣的，應該是中國人的特色。《紅樓》、《水滸》的作者，處在“閉關自守”的時代，不自覺的把中國貴族豪門草莽英雄的生活，活生生的紀錄了下來。我們現在受過“西洋文化的洗禮”，若能反躬自省，一定更能了解自家的長處和短處。我們的新小說，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必然是中西文化激盪後的產物。西洋文化的輸入，更加強了我們的“自覺”，看看人家，可以更進一步的了解自己。這種了解，是批評的了解，但是
我們目前寫小說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具有這種批評的了解的似乎不多。
再過幾十年，中國可能會“全盤西化”，但是自從民國以來到今天為止，中國社會還是保留著很多中國的特色。中國人——尤其是士大夫（教書的和公務員）和農民——的性格裡，仍舊顯露著很濃重的中國的色彩；要了解他們的心理：他們的苦悶和快樂，他們的忠厚和狡猾，小說家對於形成他們的性格的民族文化，一定先得要有點認識。
蔣夢麟先生說過：中國人在得意的時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時候是道家，道家這種“以退為進”、“順應自然”的態度，曾經減輕了中國人在失意時候的苦惱，也替他們帶來了不少苦中的樂。道家“與世無爭”的精神無疑減少了人世間悲劇的產生，但
是這種消極的精神，我們過去很多人是認為當然的接受下來的Ｍ現在的小說家是不妨以批評的態度加以研究分析了。
儒家積極的精神，也大可以成為小說家的題材。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這幾句話無疑也曾給未曾得意的中國人增添了做人的勇氣。一個想像力豐富的小說家，可以設
想這樣一個“是人”，把那種“苦”“勞”“餓”“空乏”“ 亂”好好的描寫一下，結果可能寫出一部好小說。這個“是人”，經過這許多考驗，最後，天把大任降到他身上去了，但是這個人是否就是好人或者是否就是成功的人呢？孟子所舉的幾個的例子：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裡奚——他們的人格不等，命運不齊，天降大任也不完全一樣。小說家面臨到這樣一個題材，不由得對聖人的遺訓以及受這種教訓所指導的中國人的行為，采取一種批評的態度。
孔孟二夫子，對於人物的性格，都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對於人物觀察的意見，我相信可以給小說家不少的啟示。二位夫子都是閱歷豐富思想深刻的哲人，他們所接觸到的人，和我們在西洋小說（或西洋電影）裡所習見的人物是不完全一樣的。讀慣西洋小說的我國小說家，再拿起《論語》《孟子》來一讀，一定可以在另外一方面補充他們對於人生的智識。孔子自敘“志學、而立、不惑、知命、耳順、從心所欲”等等，正是一個哲人“心理年齡”的寫照，我們同時再拿“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般人“心理年齡”的寫照作一參考比較(我懷疑孔子自己也曾受過“色”、“鬥”和“得”三樣罪惡的誘惑)，這對於一個寫長篇小說的人，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假如他的小說所寫的是一個人自幼至老性格的發展（或退化）。
孔子許多零星的見解，也可以給小說家很多的啟示。例如：“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帳。’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到底怎麼樣才算是“剛者”呢？“欲”了為什麼就不能“剛”呢？這是倫理學家的問題，但是小說家對於這個問題，也應該感覺到興趣的。
孟子曾經比較過四個有趣的人物：“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孔子⋯⋯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這四位都是聖人，但是即使在今日的中國，一般讀書人對於從政的態度，恐怕還逃不出這四種型式。一個打算反映“大時代”的小說家，而且想拿讀書人作為他書中主角人物，我相信孟子的觀察可以幫助他，使他的小說內容更為豐富。
四
閱讀中國的經典，研究它裡面的道理，可以使小說家得益。理由是：人類的科學技術智識，可以不斷的進步；人類對於“人性”的智識，似乎幾千年來進步不多。西洋心理分析學家，有拿弗洛依德的學說，來分析莎士比亞劇本裡人物的性格的。不論
這種分析是否可用，我們至少得承認：三百年前莎士比亞對於人性的智識，在今天看來，並不落後。詩人的想像，有時竟能和心理分析學研究精神病人的結果，有不謀而合之處。孔子孟子的社會政治主張，今天雖然不盡適用；但是我們假如以謙虛的心情，研讀他們的遺書，將發現他們對於人性的智識，是有助於我們對於人的了解的。另外一個理由是：中國人的思想和做人態度受這些經典的影響太深了。不論我們喜歡不喜歡中國舊文化，我們不能否認舊文化的力量。一種文化的力量，及於識字的人，也及於不識字的人。除非你要描寫一個幻想的社會，一般而論，小說所記錄的總是真實的人在真實社會裡的活動。小說家對於所描寫的社會，不一定喜歡；但是他既然要描寫它，就必須把他的注意力全部放進去。這種注意力的集中，可以使小說內容更為緊張。我們現在所讀到的小說，往往犯了松懈的毛病。松懈，倒不一定是情節松懈；而是我們覺得小說家沒有運用他全部的觀察力、思考力和想像力。
本文開頭所提起的幾位儒學大師，對於我國新文藝，會起什麼樣的作用，我們不敢斷言。不過我們並不相信宣揚儒家思想儒家道德的小說，假如它的目的僅僅是宣揚，可以成為一部好小說。我們所期待的是像霍桑那樣的小說家；生長在清教的社會，有清教的家世，對清教社會有深刻的認識，然後回過頭來批評清教。目前的小說家似乎同情心不夠博大，想像力不夠豐富，我所以提出“舊文化”這樣一個老古董的題目，目的是要使小說家注意到一些平常受到忽略的事實。我們固然同情一對不幸的戀人，但是天下值得我們同情的人多得很。說到想像力，從事文藝創作的人ㄝ大多認為自己的想像力是自由自在，“海闊天空ㄝ任我遨游”；其實假如他的“境界”能夠更上一層，再返顧自己的作品，可能會發現他的想像力是拘圍在一個小圈子裡，而且常常是不免沾染著惡俗習氣的小圈子。
我們也許會產生一位信仰“儒教”的小說家;但是即使他不信仰什麼“教”，我們期望著這樣一位小說家的產生；他將是深深的浸潤在儒家文化之中，對於儒家所提出的道德問題深深的想過，曾為這些問題所困惱，也曾嘗試解答這些問題；他知道：人是能辨別善惡而且可能是選擇善的動物，而中國人，對於善惡問題，很難避免的是采用儒家的標准的。此外，他當然還得具備種種別的條件，但是這些基本條件將使他了解中國文化像托爾斯泰的了解俄國文化ㄝ喬治·艾略忒的了解英國新教文化，福克納的了解美國南部文化一樣的深刻。我們不一定都能成為大小說家，但是我們假如把這些問題多多的考慮ㄝ我們的想像內容可能更為豐富，我們也可能寫出更好的小說。
有人要問：中國既然有這樣寶貴的文化遺產，為什麼儒家思想從來沒有好好的借小說的形式而表現呢？這恐怕跟小說在中國的地位有關係。過去的士大夫是瞧不起小說的，只有很少數的人肯把聰明才智用到寫小說上面去。金聖嘆把某些小說捧成為與莊騷同列的才子書，這只是一位獨具只眼的批評家孤立的意見。林琴南介紹西洋小說，還不得不把《史記》《漢書》提出來，認為西洋小說有足以與史漢相比的。讀書人心目中的文學作品，本來只是莊騷史漢等書。只有把那些名著搬出來，才可以使對小說抱懷疑態度的讀書人心服——當然，他們心裡服不服，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五四運動以後，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是確立了。但是我們對於小說這項藝術，需要學習之處，還是很多很多。我國有這樣悠久的文化，眾多的人口，和廣袤的領域，按理說，小說家的題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何況近百年來，國家多故，文人的感觸必多。我們現在所需要培養的，是小說藝術。小說家還得要努力取法乎上。不以虛構幾則溫馨纏綿或是離奇恐怖的故事為滿足。
說到取法乎上，劍橋大學的李維斯（P.R. Leavis）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詳細討論英國三位小說家：喬治·艾略忒、亨利·詹姆士（原為美籍）和康拉德（原為波蘭籍）；此外還順便討論珍·奧斯汀和D. H. 勞倫斯。他認為這五位小說家有三點共同的特點：
一、對於人生經驗有活潑潑的吸收能力；
二、對於人生的態度是“不敢玩忽，正視現實”（Reverent
openness）；
三、他們的小說裡有一種很明顯的“道德問題的緊張”（Moral
intensity）。
哥倫比亞大學的屈林（Lionel Trilling））說：上面這張表，假如補上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以夫斯基，便益臻完美。李氏和屈氏認為：今日寫小說的人，研究這許多人的作品，最可得益。中國的小說家，假如肯去研究這幾位大家，他一定會發現：這些人的優點，中國人並不是達不到的。但他同時也會發現：我們假如要學這些人的小說，那麼我們對於中國舊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決不可加以忽視。
我們的小說家，不一定要表現“新思想”，但是他必須有一種為新思想所培養成的批評的態度。我們這一時代，“新舊對立、中西矛盾”的現象，甚為顯著。這種現像，見於一般人的思想與行為，見於（舉一個特殊的例子）戀愛求偶的方式，也見於
小說家自己對於事物的反應上面。一個態度誠懇的小說家，應該為這種“矛盾對立”所苦惱，而且應該借小說的藝術形式，解決這種苦惱。小說家究竟不是思想家。他的可貴之處，不一定是揭櫫什麼新思想，也不一定是重新標榜某種舊思想。他所要表現的是：人在兩種或多種人生理想面前，不能取得協調的苦悶。直截了當的把真理提出來, 總不如把追求真理的艱苦掙扎的過程寫下來那樣的有意思和易於動人。小說家不怕思想矛盾、態度模棱。矛盾和模棱正是使小說內容豐富的重要因素。問題是：小說家有沒有深切的感覺到因這種矛盾和模棱而引起的悲哀。
這樣一個小說家，當然不是只是“知新而不知舊”的。有了這點認識，他當然會回過頭來，再去看看自己的舊文化了。
（原載1957年9月台北《文學雜誌》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