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的四封信

彭歌

一

夏濟安先生是臺大的教授，「文學雜誌」的主編人。「文學雜誌」銷路不過三五千份，出版不過數年，但其培植的作家，開創的風格，可以說影響至今猶存。其中當然蘊含著濟安先生的理想，而為了自己理想的實現，他曾付出無限的精力與心血，辛勤灌溉而後有成。

我非濟安的同事，亦非他的學生，甚至也說不上是很密切的朋友。我之得識濟安，主要是由於文學雜誌的一位支持人，當時在臺北美國新聞處服務的吳魯芹先生之介紹。魯芹先生長我數歲，於中西文學濡染甚深。他的小品文字，醇厚清華，我覺得是梁實秋先生之後的第一人。我們早結文字之緣，而他對我的小說頗加謬賞。濟安先生對我之頗加青睞，我猜想，可能是由於魯老的推讚揄揚為多。

臺北本來有幾位文友，每隔一二個月輒有小聚，大家輪流作東，吃吃小館談談天，所談自以文學寫作方面者為多。這是一個十分不拘形跡的集會，來來往往，參加的人也並不一定。記得最早的幾位，有郭嗣汾、現在東京的司馬桑敦、到美國去的聶華苓、何凡與林海音夫婦，李唐基與潘琦君夫婦，詩人周棄子。後來又有從香港來的南郭，從中南部來的孟瑤與高陽，在台北的潘壘、王敬義、張明、公孫嬿。另外「偶爾參加」的還有王藍、余光中等許多位，再就是吳魯芹與劉守宜。「文學雜誌」創刊之後，這一羣朋友使自然地與濟安先生常常見面，偶爾寫寫稿，或為他出出主意。

我與濟安見面的機會很少，間有書信往返。我本無保存信件的習慣，可是，不知怎的，有幾封他寫給我的信，夾在舊稿中保存至今。他不幸後來猝然病逝美國，這幾封信乃一直保存下來。

我對濟安先生的才學與風骨，懷有無限的敬意﹔尤其他的虛懷若谷，遇人坦率謙誠，更是文人名士之中所罕見。我之將他的幾封信發表出來，用意乃在追憶這位卓越的名編輯與名評論家的風範，同時也在藉此說明，一本成功的文學雜誌，其主持人非僅是胸襟要開闊，略無門戶戈矛之見，對於新進的人才，尤須細心予以呵護督責。濟安的這幾封信，不過是他主編文學雜誌全部工作中千百分之一，但由此已略可窺見他任事之勤與用心之專。

這四封信信末皆有月日而無年份，前後次序我是推算得之，未必正確。想大都在四十五六年間。

二

濟安先生在「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發表『評彭歌的「落月」 並論現代小說』萬言長文，時在四十五年十月。讀過那篇書評之後，我覺得受益頗多。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我不盡同意，但我仍認為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評論，因寫信給他頗示感謝，並且說，『自今而後數年間，「落月」或將從此月落無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則為必傳之文』。我當時的話，至今已經應驗了。濟安原信的第一行，就是回覆我這封信的。他說——

彭歌先生：

承賜信並贈書，甚感。拙作書評實在內容相當混亂，立論頗多可商榷之處，該發揮的地方很多沒有發揮，（可是多發揮了，又成了論文，不成書評了），與書評無關的話，却又說了不少。我這篇文章真是草草寫成的。初動筆的時候，只預備寫五千字，後來一枝筆收不住，不知怎麼的寫了這麼多。我這篇文章只好算是篇「拉雜談」，結構組織談不上，我以「忠於藝術」責人，可是自己却率爾操觚，草率成章，說來不勝慚愧。我讀書很少，寫作更毫無成績，常常夢想要寫小說，可是迄今沒有寫過什麼像樣的東西。就說這篇書評吧，假如不是「文學雜誌」的編務套在我頭上，加以第二期雜誌又缺稿，我也不會去寫的。我頭腦裏的歪論、幻想、計劃恐怕有不少，但是沒有決心去實地寫作；說得好聽些，我也許在這一點上可以和Coleridge相比；說得不好聽些，我只是個專務空談的幻想家而已。

寫小說是大苦事，我要不是深知其苦，也不會如此「裹足不前」的。但是我也很愛國，我希望中國的文學創作能夠不受政治災難的影響而蓬勃起來。我欽佩一切為文學工作而努力的人，您當然是我所欽佩的一個。我自己雖不寫小說，我的一點點心得，也許可以給小說作家作參考之用。您能不見怪我的「語無遮攔，振筆直書」，是使我很感激的。

「流星」 已拜讀，我很喜歡這本書。希望您再接再厲，替「文學雜誌」寫一部長篇小說。長篇連載已經有讀者寫信來要求了，但是我們找誰去寫呢？我想您是一個最理想的人選。茅盾老舍的幾個長篇起初是在「小說月報」 上連載的，他們的東西未必比得上您的，但是他們成了一代名作家（後來投匪的事姑且不談），連帶的也加強了「小說月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文學雜誌」很希望能增加篇幅，登載一兩種長篇小說，務必請您幫忙，使我們的計劃能夠實現。至於短篇創作，仍希望隨時賜寄，我們的小說欄很缺稿呢！

「落月」的後記中提起了巴爾扎克，因此我武斷假定您是喜歡巴爾扎克的。至於福克納，老實說我也看不懂，不過我很佩服他。我很想用功研究他一下，替「文學雜誌」寫篇介紹性的文章，但是恐怕這又是一個「空想」而已。

專覆敬頌

撰祺　　　　　　　　　　　　　夏濟安敬啓  十月二十四日

三

在第二信中，濟安先生指引我在寫小說時，對於情感要善加控制，這話我受益至今。此信提到的某女士，是一位寫作甚豐的小說家，至今仍勤於創作，享有時譽。濟安不因她的盛名而改變去取的標準，但又絕不肯讓她「一怒之下，絕裾而去」，此中分際，很有趣味。

信中所提到的「伊丹」，是因那期文學雜誌上載有「伊丹．佛洛姆」那本小說的中譯文，我乃告訴他，此書十多年前已有譯本，譯者是王還女士。故他覆信提及。

姚朋先生：

承贈大作「過客」，業已拜讀，甚感且佩。大函對拙作頗多獎詞，又使弟不勝感媿。　

先生的小說：就文字而論，海內外自由作家，恐鮮有能匹敵者。不過情感方面，有時尚不免流入selfpity，對於這點，如能善加控制，不難躋入世界名作之列。弟對

先生，雖認識不久，然，已久懷仰慕。直言談相，當可獲鑒宥。「文學雜誌」小說稿壓積了不少，但是好稿不多，尚望

先生能抽暇寫作，多多賜稿為感。弟事冗，欠信債甚多， x 女士的信，一直沒有覆，甚為抱歉。

先生既和她認識，希望去信時，代弟說兩句好話。她的稿子擬退，（這幾天也許已經由社裏寄出了）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希望 x 女士不要生氣。我們稿子還是缺，承蒙 x 女士賜稿，我們總是感激的。

先生去信時，望代為婉轉陳辭，但願她不要一怒之下，絕裾而去。再有稿子來，我們仍舊是十分歡迎。

伊丹已有人譯出，弟不知道。說起王還，倒是熟人，她是弟在昆明北平的同事。夫婿楊周翰，中英文俱佳，一對賢伉儷，皆才人也。專此奉覆，末了還是一句話：拉稿。即頌

撰祺　　　　　　　　　　　　　　　　　弟濟安  四月七日

四

第三信中所談，涉及寫小說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小說中人物對於人生的認識，常常是判別一本小說是否偉大的標準」。濟安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可參看「舊文化與新小說」，那篇論文已收入他去世以後朋友們為他出版的「夏濟安選集」裏了。

此外，此信中談到文學雜誌的古典傾向，這是由我引起的話頭。他說，這是為了要大家更多注意文章的風格，同時期待著「真正有現代眼光，能融合中西，評論中國舊文學的人。」這也是文學雜誌的一個特色；當時有若干篇這一類的文章，似為以後所不及。

至於信中所提更正的事，是因為我剛在文學雜誌上寫了一篇有關日本文壇的文章，其中說到，「日本從事寫作的人雖然成千上萬，但真正經各方公認為職業性的文學作家，則不過數十人而已。」發表時，數十人錯成了數十萬，所以，濟安答應給予訂正。

這封信裏談小說的話，我覺得最值得重視——

姚朋先生：

大函奉悉。大稿「人」字誤植「萬」字，差以毫厘，其謬竟有幾十萬人之多，真正抱歉。下期當刊更正啓事。

拙作所謂「經驗」等等，主要還是看：一件事情（經驗）給書裏人物情感上起了什麼作用，因此經驗他對於人生是否增加了什麼認識，或是改變了過去的認識。小說中人物對於人生的認識常常是判別一本小說是否偉大的標準。拙作語焉不詳，甚歉。長篇小說常常是人物和環境互相發生作用的記錄。因為環境的影響，人物的性格是在發展中的。他的性格的發展，往往是對於人生進一步的認識。敝見如此，不知

先生以為如何。

「文學雜誌」稿甚缺，望

先生多多幫忙。小說稿子更需要。「弱水」如改寫，可能寫得很長，因為裏面東西太多。「戀愛動機」 和「犯罪動機」，都可以好好的分析，發揮。那兩個男女主角，經過這許多波折，對於人生的認識，應該和在小說開頭的時候，大不相同。

至於我們的「古典」傾向，假如指我們登載研究中國文學的論文，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不能不登論文，研究中國文學的論文，當然只好登。只怕那些論文寫得不好，真正有現代眼光，能融合中西，評論中國舊文學的人，實在不多。我們希望有這種作品，至少還在等待著這種作品。

假如「古典」指文章風格，此乃編者私好，「文學雜誌」是打著Maturity、Sobriety的招牌的。文章寫法很多，但是五四以來，這方面似乎不大注重，我們不得不叫大家注意這一點。事實上，古典主義在中國決不會成為一個潮流；提倡 「古典主義」，無非使文學風氣不致太「浪漫」而已。專覆

敬盼　　賜稿，並頌

著祺     　　　　　　　　   　　　　　弟夏濟安啓  十月四日

五

最後的這一封信，可能是在四十七年冬間。次年春天，濟安先生就再度去美，先後在華盛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任教，並作研究工作。再隔一年，我也到美國去讀書。但以相隔路遠，沒有再見面。當他在西雅圖時，我聽說他正在從事福克納的研究，我心中覺得很高興。在現代小說中，福克納當然是一大家；但他的作品譯為中文者寥寥，真正能瞭解其奧妙者更少。我曾寫信給他，希望他將來能就此人多所發揮。那封信他似沒有收到。五十三年春間我回國服務。五十四年二月廿三日，濟安先生突然以腦溢血不治，在美逝世。懷想他的聲容、才識，與獎掖後進的熱心，令人能不黯然。

他這第四封信，是答覆我的詢問。當時有某大學約我作一有關小說作法的演講。我就寫信給他，請他同意我引用他那幾篇論文中的意見，同時問他有無新的修正或補充。我自己向來相信 「文章無定法」，對於一切的規章格律，皆不重視。濟安信中強調 「文字的訓練」，可謂深獲我心。他信中說「我對於中國文學很悲觀」的那一段話，是很沉痛也很認真的。在小說寫作中，他最重視誠懇、乾淨、靈動的風格，在他的「白語文與新詩」那篇文章中，說得很清楚。這封信裏的話則尤為痛切。

彭歌先生：

大函收到多日，因事冗遲覆為歉。您要講演小說作法，叫我貢獻意見，我很抱歉，不知從哪裏說起。小說是一種藝術，要討論它的作法，是同討論「鋼琴演奏法」「雕刻法」「作畫法」一樣的困難。誰想寫小說，只有多練習。一面練習，一面再觀摩名家作品，領悟體會。此外我不相信有更好的方法。泛泛的討論，那麼不妨從「Plot」「人物」「景物描寫」「世界大小說家介紹」這幾點著手。據我看來，自由中國小說家對於這些點已經有足夠的智識。他們所最缺乏的還是文字的訓練。而文字的訓練不是從討論裏能得到的。我對於中國文學很悲觀，因為我們大多數文學作品在文字技巧上比不上我們的祖先，也比不上西洋人。中文（白話文）是一種「文學的文字」嗎？假如我們努力不夠，白話文的寫作水準不能提高，那麼不待共匪來摧殘，中文在若干年後就要成為劣等文字，而逐漸被淘汰。這一點想起來是很可怕的。您在目前小說家中，是文字造詣最深的一個，這不是我的私見，很多人都對我這麼說過。希望您能再接再厲，領導中國文學，走上新生之路。少數人的努力可以發生很大的影響，這在文學史上前例很多，我也不必列舉了。您答應替「文學雜誌」寫長篇小說，我非常高興。一部傑作的產生，說不定可以挽救中國文字的劫運。專此敬覆，即頌

撰祺                           弟夏濟安頓首  十一月五日

六

以上所錄濟安先生的四封信，過去一直不曾和別人談起過。私人通信之間，他對我個人有溢美之詞，本亦不外人情之常；自炫自美，士君子之所不屑。某雖不文，豈有不明此義？我今在濟安先生謝世八年之後將這幾封信發表出來，主要的用意乃在與「中外文學」的諸君子相敦勉，濟安先生評文之嚴，治事之勤，與待人之真，在在皆足以引為典範。濟安信中說，「您在目前小說家中，是文字造詣最深的一個。這不是我的私見，很多人都對我這麼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在十多年前乃至於今日，我都是絕不敢當的。最近十年以來，我祇寫過「在天之涯」與「從香檳來的」兩個長篇。每念亡友的期勉，則心中皇皇，不敢率爾操觚。回想濟安先生寫那封信給我時，我還是三十歲剛出頭的青年，歲月蹉跎，了無進益，內心媿作之情良深。前歲重遊華府，受到吳魯芹先生的款待，猶殷殷勉勵，「你怎麼可以不寫小說呢？」這種友情的鼓勵，一方面使我感受到一種精神上的魔力，但同時也是給我莫大的督促與推動的力量，衷心銘感，非可言宣。對於「寫小說」一道，至今尚未死心。

朱立民兄與吳、夏兩位大體是同一輩人物。顏元叔和胡耀恆兩兄則遠為年輕。但是，以元叔的穩練，以耀恆的熱情，得到立民和守宜的老成經驗，「中外文學」將可有超越文學雜誌與純文學月刊等先進刊物的成就，而對當代文學的提高，發生積極的作用。從濟安先生的四封信中，我們可以約略看出一個主編人鼓勵作者，獎掖後進的那種誨人不倦的精神。「中外文學」可能有很多地方一開始就比文學雜誌作得更好﹔但是，在鼓勵年輕新秀這一點上，我特別要請幾位主持人注意。文學的進步，與其他事業的進步一樣，需要長期不斷地發掘新人才，培植新人才。謹以此祝福「中外文學」的創刊，並希望由於這本刊物的問世，而獎進了更多年輕的優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