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獻身教育

英千里與梁實秋、余光中

 

抗戰勝利後，日本臺北帝國大學由國民政府接管，於1947年改名國立臺灣大學。1949年1月傅斯年接任臺大校長，從當北大校長的經驗里，將戰後陷入混亂的臺大校務導上常軌，並以自已在學術界豐沛的人脈，號召了多位一流的學者來臺大任教，包括英千里、董作賓、毛子水、薩孟武、李濟等等，奠定了臺大續為台灣第一學府的堅實基礎。 

 

筆直的向陽椰林大道是臺大的地景，象徵著臺大莘莘學子們生生不息的榮景。而矗立於椰林大道左側一幢幢用紅磚砌成的樓房就是文學院的系館。它應當是台大最古老且深具意義的建築物了。英伯伯於1949年8月從日本人手裡，接掌下來的臺大外文系就在裡面。那時外文系的運作及發展都尚未成熟。在極其窘困的環境中，英伯伯一上任，就想設法找文學科目的師資，以解決外文系在教學上的燃眉之急。秉持傳統遵師重道的精神，他對聘來的外文系老師非常禮遇，一定親自將聘書送到各個老師家裡。並陸續邀請到多位耶穌會神父和修女來任教，對提升系上的教學水準助益良多。而各界名師包括梁實秋、趙麗蓮、夏濟安、黃瓊玖、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等教授，也都應他親自邀請而來。外文系添增了一大群的學者大師，讓學生有機緣能吸取一流學者的學養和風範。

 

英伯伯勉力充實課程，帶領外文系走過蹇困貧乏的年代，1956年，外文系開始籌設「研究所」及「語言實驗室」，成為臺大最佳的大系之一，在國內外的聲譽也與日俱增。

 

1956年輔仁大學在台校友會成立，將近七百位旅台的校友，每年總會聚上幾次。只要英伯伯在現場，同學們立刻歡聲雷動。英伯伯每回出席都是西裝革履，滔滔演講，或娓娓細談，總叫與會者，乘興而來盡興而歸。即使是身體不適，仍然「力疾赴會」，自始至終，仍是談笑風生，不露半點病痛。他和藹的笑容，安慰著每個漂泊他鄉的遊子，每個人瞬間都活潑起來；當天如果英伯伯還沒到，同學們就好像群龍無首，英伯伯儼然成為輔大旅台校友們的精神支柱。當年民國政府對輔仁大學特別看重，教育部對淪陷時期（日偽時期）輔大畢業生和在校學生的學籍，一律承認，這都是由於英伯伯冒死犯難，領導輔大同學英勇奮鬥，堅貞不屈，所獲致的成果。1949年隨政府來台灣的北平輔仁大學校友，多達數百人。希望去教書、找兼課機會的、畢業證書未帶出來，學籍是否可承認的，紛紛找上英伯伯幫忙。他一律來者不拒，能幫助學生的都儘量幫忙，甚至提供經濟援助。使他們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顧。帶給那些背井離鄉的校友們無窮的精神鼓勵。所以輔大的校友們，對英老師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北京的輔仁大學已和北京師範大學合併。在英伯伯的鼓勵下，台灣輔大校友們三度上書教廷，呼籲教宗支持復校。1959年教宗若望廿三世任命于斌樞機主教負責籌備，于斌則委請英千里幫忙協助規劃。1960年春，輔大校董會成立，英伯伯樂於被推為董事，經過三年的蘊釀籌備，終於在1963年，在校友們熱切的期盼中，於新莊開始招收輔大復校後第一屆學生，于斌為首任校長，英千里被聘為董事會董事兼副校長，他特地向臺灣大學請求休假一年，全力協助于校長，並兼任教務長。就這樣惠澤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

英伯伯和田樞機主教

 

由於于斌主教要經常在國外出席大公會議，因此主持輔大校務的重任全落在英伯伯身上。英副校長大聲疾呼輔大的兩項基本精神：「學術鑽研的風氣」與「人格的陶冶」，鼓勵師生們要保持輔大光榮的歷史，更求「新的創造」，為促進國家民族的學術文化而努力。

 

惟因自己體弱多病，力不從心，不勝繁劇，一年後，只好辭去輔大副校長，轉任顧問。至1966年，再辭去臺大外文系系主任之職，僅在臺大、輔大、淡江等校授課。當時的他，身體精神，原已日趨衰怠，但每月一次學校的行政會議，他一定出席。于斌校長見他形容憔悴，勸他多多保重，他仍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仍是口若懸河，從未在人面前顯得衰弱無力的樣子。

 

英伯伯讀書愛書，他北平家裡有三個大書房， 這麼闊氣，這麼愛看書的派頭， 所以日本人找那本書裡面藏了地下抗日名單，花好多時間都找不到，太多書了。然而英伯伯在台灣房裡一個像樣的書架都沒有，真可憐!在台灣的生活雖然極其儉樸，但他有著豐富的精神世界。譬如他給我的信中說的：

 

1968年11月2日

親愛的拱辰，

首先我為沒能及時給你回信， 向你道歉。

 

感謝你送的紙皮書籍。自從你去了美國之後，你給我年復一年地寄了好多禮物，數不勝數。不過你所有禮物裡面令我最歡喜和感激的就是這些書。這些書是精挑細選的。大部分都引人入勝並且充滿懸念。我一有空就廢寢忘食地看這些書。你母親和其他人都威脅我，要把這些書拿走藏起來。我把書鎖到一個櫃子裡面，櫃子只有我有鑰匙，這樣就提前阻止了他們。

 

謝謝你送給我一個如此慷慨，甚至豪華的生日禮物。我並非遠離世俗，到了可以對錢熟視無睹的地步。不過我想告訴你，正如我以前反覆說的，我經濟上非常寬鬆。這些年來我並沒有任何經濟上的擔憂。我的生活很順利並且我並沒有什麼太多想要的。在我這個年齡，唯一的奢侈和享受就是我的香煙和龍井茶了。

 

 

英伯伯在北平輔大教書時，所開的課程，除英語外，還有「理則學」、「文藝復興」、「浪漫派詩人」、和「亞里士多德」等。他學問淵博，洞察古今，講起書來，深入淺出，妙語如珠，左右逢源，幽默詼諧，多深奧的學問，給他一講，都變成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故事了。因此凡他開的課程，最為叫座，非常吸引學生。因為選課的人太多，普通教室容納不下，只好改到大禮堂上課。在臺大授課時，也有同樣的現象，座無虛席，經常爆滿，有時窗臺門檻上也都擠滿了別系來的旁聽生。

 

英伯伯（中排左二）與錢思亮校長（中排左三）沈剛伯院長（中排左四）

 

50與60年代，英伯伯為英語教育所編的教科書，開啟了台灣近代正規英語教育的先河。提供中等學校學生適合的教材，世界書局、環球書局、大中書局紛紛商請英伯伯編撰中學生的英語讀本。對於編書、寫作、教書、作學問，英伯伯是絕不草率隨便的。對每個單字的來源，如希臘文、拉丁文等都如數家珍，編英漢辭典時每一字、每一詞，他都經過考慮佐證，才下定論。

 

英伯伯先後編有初一至高三的英語教學課本：《新標準初中英語》、《新標準高中英語》、《高級英文法》、《英漢四用辭典補編》、《英氏初級英文法》、《最新高級英文法》、《英氏實用文法》、《最新英漢字典》等，這是一套根據學習心理原則，由淺入深、由易而繁、循序漸進的一部極有系統的教材。記得當年我讀初中高中時，用的英語教材，就是英伯伯編寫的。我受益匪淺。英伯伯還將世界名著翻譯成中文，其中包括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的《孤星血淚》（Great Expections，明華書局）、《苦海孤雛》（Oliver Twist，明華書局，1960年）、薩克萊 （William Thackeray） 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明華書局)以及《邏輯學》(Logic， G. Barry O'Toole 著，1931年，北平財政部出版)等，為開創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64年英伯伯體力大不如前。不只是胃疾，其實英伯伯晚年還飽受肺癌之苦。當輔大在台灣美滿復校後，英伯伯飄然引退，辭去副校長職務，但每次的大學行政會議，他都以顧問的身份一定會出席。1966年辭去臺大外文系系主任，仍繼續在臺大、輔大、淡江等學校教書。

 

1969年夏天英伯伯突然感覺左肩疼痛，失音嚴重，語不成聲，晚上無法入眠，經三軍總醫院醫生診斷左肺生動脈瘤，壓迫到肺部神經。治療後病情稍有起色，便返回寓所療養。那時英伯伯已經失音，站在他的病榻前，也聽不清他說什麼，最後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1969年10月6日英伯伯又覺身體不適，家裏空氣不好，覺得胸口悶。住進耕莘醫院。立即檢查，主治大夫說：「兩邊的肺都不能用了。」10月8日午睡後，在吃點心時，蛋糕卡在英伯伯的喉嚨，氧氣和人工呼吸，都不能把他救醒，可以說走得非常安詳而沒有痛苦。時間是1969年10月8日5點50分。

 

英伯伯仙逝後，治喪委員會即於隔天在國大秘書處成立。殯葬彌撒於1969年10月18日上午在台北聖家堂隆重舉行，由羅光總主教主持，蔣副院長經國全程參與並主持了英伯伯的追思會。接著下午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禮堂正中，懸掛著老蔣總統頒贈的「教績孔彰」輓額，政府首長、各界名流的輓幛，輓聯分掛兩旁，國民大會、臺灣大學、輔仁大學等師生致祭緬懷者達六百多人。對他表示最後的敬愛。出殯那天為他擡棺的全是立法委員。

 

蔣經國、英修女在英伯伯葬禮完後

 

輔仁大學全體師生的輓聯是：

四十載教化春風緯帳高懸碩德懿聲播海宇

三千眾門牆桃李菁莪蔚秀傳薪弘道夫師承

 

                             前臺大文學院長沈剛伯所譔墓碑銘

 

 

老蔣總統於1970年3月25日頒佈褒獎令，曰：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英千里，修身勵節，績學博文，歷任輔仁大學教授、系主任、北平巿教育局局長、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主任，輔仁大學副校長等職，楷模士林，盡瘁教育，成材之眾，輒以萬計。尤以抗戰期間，平津淪陷，受命於艱危之際，團結華北學人，領導愛國青年，以思想及行動，反抗日偽政權，迭遭囚縶，備受酷刑，忠勇不屈，卓著功勛。三十七年膺選國民大會代表以來，同濟時艱，復多戮力。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勛賢之至意。此令  

 

英伯伯一生的黃金歲月，歷經中國半世紀的狂風暴雨，戰亂的洗禮；他磊落的人品、寬廣的胸襟，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獻身國家、奉獻於教育、默默嚐盡了骨肉顛沛流離的終身傷痛。從他的一生，我讀到了中國近百年社會跳動的脈搏。英伯伯雖然與世長辭了，他的道義風範、澹泊的襟懷及愛護學生的精神卻永遠為後世所懷念。

 

為了紀念英伯伯，輔大、臺大師生及校友們，於英伯伯去世後兩個月，成立了「英千里獎學金」。我一直和獎學金的事沒有聯絡，直到2006年，收到王華燕的同班同學韓婉君的Email。轉來有關英千里獎學金在台灣募款的一些信息。我看了非常感動，英伯伯是1969年仙逝，經過了快40年，英千里獎學金還存在，可當時因為利息低，已不夠獎學金的開銷。

英伯伯是何其有幸，有這些可愛的學生為獎學金的繼續存在，不遺餘力的努力籌款！不是都說冷暖人間，人走茶涼嗎？能有幾個學生還記得英千里？年輕的學生可能連名字都沒聽說過。王華燕董事對我來說是英千里獎學金的貴人。要不是因為他，我和獎學金大概也早已脫節了。2006年當時我人在上海，就寄了一張支票到學校，並表示我有英千里全套英文文法著作。可以全部捐給台大。記不清當時是為什麼，我這一張美國支票，不能在台灣兌現。就為了這件事，王董專程到上海來拿人民幣。過後等我把英伯伯的書由美國運到上海後，王董又專程到上海來拿書。每次都還要帶我去外灘享用一頓豐盛的餐飲.以後我們經常保持聯絡，為獎學金做了一些事情。譬如使在美國捐款的同學能得到稅方面的好處。王董設立的「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點擊率越來越高，成了系友懷念老師、同學及校園生活的平台，也能利用這平台收集、交換大家的信息。他對英千里基金會的默默耕耘，功不可沒!

 

 左起王華燕董事長，外文系李主任和我的女兒在台大外文系辦公室

       

英若誠的大半生， 是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這個中國戲劇的最高殿堂度過。2017年北京人藝為了要為他拍攝人物傳記片，和我聯，想要得到台灣方面的邀請函。我來美後，和台灣各方面也沒有什麼聯絡了，只好寫信給「台灣大學英千里獎學金」，當時的胡耀恆董事長和王華燕董事。他們兩位欣然對此事鼎力支持，快速地處理、安排，發出邀請函，允許劇院攝製組赴台灣拍攝英千里先生生平事蹟、台灣大學外景、英千里先生墓地等等。攝製組到台後，受到盡力招待。兩岸齊心協力為宣傳英千里和英若誠的事蹟而傾力合作，實在是一大幸事。同年9月23日，製片主任曹宥斌、榮京導演及攝影徐蔚東先生也到美國我女兒紐約的家中來訪問我。他們非常專業，把我女兒的小客廳，也是我的臨時臥房，轉變成多功能的訪問、照相間。他們問英伯伯是否想家。

 

他們也對三哥出席雷根總統舉辦的招待會很感興趣，因為其他地方沒有報導。曹主任看到書架上有英若誠送給女兒的書，好是高興，打開書的第一頁，趕快把三舅舅的遺墨照了下來。這動作給我一個靈感，那就是有些英伯伯及三哥給我的信，應當公諸於世。這對想要瞭解他們的人，應當是很有意義的。製片組千里迢迢給我帶來一盒好精緻的月餅。我月餅盒一直捨不得丟，留著做紀念.訪問完後，我好想請他們留下來吃個中飯，無奈他們馬不停蹄的又要去趕下一站。我自己的時間也有限制，因為當天下午得赴當地的碼頭，上船去參加早已安排好的大學同學會。大家就這樣匆匆告別。但願此片拍攝一切順利。聽說今年年底有希望完成。

北京人藝來訪與作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