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日英雄
日軍進入北平
英伯伯本來是文弱書生，但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及一個愛國青年人的正義感所驅使，參加並領導了抗日地下活動，而且不屈不撓，九死一生，終能達成使命。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之時，英伯伯正在北平輔仁大學任秘書長兼英文系主任。7月29日京城淪陷，日本軍隊進入北平，各大學均紛紛關閉，南遷，或被日軍接收管制，具有國際背景的燕京大學及協和醫院也遭日軍掠奪。惟有幾所教會主辦的大學，仍然屹立不動，尤其是輔大，為天主教羅馬教廷所辦，天主教教廷位於義大利，而主持輔大的聖言會又屬於德國，當時日本與德國、義大利兩國交好，稱為軸心國，輔大以她的國際性，沒有遭到日軍的騷擾，是北方淪陷區唯一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本課本、不以日語為必修課的學校。相當得日本人的禮遇。很多北平的名教授們都歸依到輔大教書。
同年九月以前，北平電信局尚未被日軍接收，北平與中央之間，郵電尚通暢無阻，輔大就遵教育部指示，收容失學青年，並增設女子學院，當時學生多達四千餘人。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可以說是輔大的艱苦時期，也是輔大的繁榮時期。
起初英伯伯本無意領導地下抗日活動，大多數教授們在淪陷以後，也只是「苟全性命於亂世」，可是後來，一天天眼見許多知識分子當漢奸，又見日本人種種暴行，他們再也無法忍受，帶著滿腔愛國的熱血，就開始組織秘密團體，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最初的秘密抗日組織名為「炎武學會」，參加的同志，全是當地年輕有為的知識份子，一切行動和主張，免不了都是書生之見，其特色乃是理想色彩太濃，結果，在自覺式的熱情下，做出許多幼稚可笑的壯舉。例如，輔仁大學化學系的助教們，曾埋頭在實驗室製造炸彈，準備用來炸日本人，想不到在製造途中，炸彈忽然爆炸，弄得室內煙霧瀰漫，室外的人則驚慌失措。
另一麻煩問題，乃是「炎武學會」的同志們，大多數原是在各校教書的，七七以後，北平的高等學府，除教會辦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輔仁大學以及幾所中學外，全被日本當局接收，同志們堅守不合作的原則，不到日本人辦和接收的學校工作。然而燕京、協和、輔仁三校，既無法容納所有的同志，炎武學會又沒有經費，也沒有受中央的任何貼補，所以許多同志的生活，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由於種種原因，使英伯伯等不得不考慮、檢討，改弦易轍，變更工作方針。一年以後，「炎武學會」改為「華北文教協會」，當時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任主席，英伯伯任書記長兼總幹事。協會很快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津貼，行動趨於積極具體，不像以前的炎武學會，只採取消極的「不合作」策略，而經常遣送優秀學生去大後方，並派人到天津、濟南、開封、太原等地講學，在旅行演講的掩護下，與各地同志聯絡。中央方面也經常有人來聯繫，如賀翊新、吳延環、王任遠、馬慶瑞等。這樣英伯伯領導的華北地下抗日活動才納入正規，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其間發展相當順利。
從1941年初，北平當地的情形更惡劣，被捕的同志愈來愈多，華北文教協會和中央方面失去了聯絡，原來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教員同志們，因得不到經濟支援，有的為生活所逼，漸漸動搖，居然不惜回到偽北大、師大去教書了。重慶方面和英伯伯他們之間，仍毫無聯繫，這是華北文教協會最沉悶、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這年11月底，日本人已經注意到沈兼士先生和英千里是抗日地下組織的重要人物。同志們都勸他們兩人早日離開北平。那時北平文教界同志中，還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輔大教育學院院長張懷，一是經濟系教授董洗繁，經他們四人幾度會商，都感到在道義上不能丟下同志，一走了之，但就實際利害權衡輕重，他們認為，沈兼士和英伯伯該走，沈兼士本不願走，他要英伯伯走，英伯伯堅決不肯，只好服從眾議，沈兼士於12月中，化裝出走。以後就由英伯伯撐持殘局。
是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國際風雲已日益險惡，輔大當局已看出美日之間遲早會爆發戰爭，所以就隨時將校中美籍教授和職員，分批調換，由德籍人士來接替，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全校只剩下三位美籍神父和修女，且只擔任不重要的工作。12月8日黎明，日本當局派人到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和輔仁大學去接收並抓人的時候，前兩校都完全屈服，惟獨輔大，因當時的校務長及教務長，都是德國人擔任，德日既是同盟，駐北平的德國使館又派人出面干涉，輔大就避免了燕京和協和同樣的命運。一直到抗戰勝利，輔大可說是弦歌不輟，並保持原來的立場不動。
可喜的是，12月初，中央方面有人潛來北平，帶來許多訓令和鉅款，文教協會領導人員，精神為之一振，英伯伯把訓令和分配款項的名單，藏在那本「華裔學誌」裡，英伯母把錢縫在一條棉被裡，就在要把訓令和錢分發之前，英伯伯被捕了。
那是1941年12月30日深夜，日本人和三個中國偽警跳牆闖入英府, 英伯伯在香甜的睡夢中被搖醒時，只見眼前有一黑東西，再一看是手槍，而拿槍的日本人，逼著他穿衣上銬，另三個偽警遍屋搜查，約一兩小時，直至破曉時分，才把英伯伯裝上一部小汽車，帶到北平公安局，囚在一間小房間裡，由兩個便衣偽警看守。
名作家張秀亞當時是北平輔大英伯伯的學生。課餘時，她幫忙英伯伯翻譯彌撒經文。當天在學校沒看到英伯伯，張秀亞便到老師家取未完成的稿件。只見英伯伯與英伯母相對而坐，臉色有些蒼白。看到張秀亞來了，他親切地招呼張秀亞，解釋因為胃疼，所以未到學校去。英伯伯說：「你既然來了，還是譯吧。」張秀亞記得那天譯的是經文「太初有道，道即天主。…」那一段，是經文中最精妙、最難譯的，而英伯伯則以精確美妙的字句來闡釋。譯完後，英伯伯如平日般，風趣地談著文壇掌故，學人軼事，英伯母還留張秀亞在家中吃晚飯，直到晚間八點多鐘才離開。
原來張秀亞去看英伯伯的那天，英伯伯所領導的地下抗日團體中，有一成員不慎落入敵人的陷阱，整個抗日組織的名單都被日軍掌握。英伯伯著急到胃病復發，無法去授課。而那晚在張秀亞面前他們臨危不亂，如此的淡定與從容，不得不令人敬佩！
第二天一大早，英伯伯就被提到特務科受審，主持審問的日本人面目猙獰，可憎。令人不寒而慄。後來知道他名叫上村喜瀨，雖然只是小小一個軍曹，卻是北平鼎鼎有名的人物，辦事狡詐，手段毒辣，死在他手下的，不知有多少人，對女子尤其殘忍。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稍稍帶有日本口音。他第一句就對英伯伯說：「你如果不想吃苦頭，就老老實實承認，我們會減輕你的罪刑的。」接著又問：「你是否與重慶有關係？」英伯伯立刻坦然承認，但他並不滿意，一直不停地問這問那，如此疲勞審問到下午一點，始終未得著他所要知道的要領。
英伯伯有隨機應變之才，答話很有分寸，沒有一點破綻，並且能從上村的問話中，發覺他是被一個同志出賣。這證實了一個消息，就是這年年初，同志們獲得一秘密情報，說某某同志已經變節，暗中效忠敵人。所以一年以來英伯伯他們再也不把重要事情告訴那人。這樣上村所知道的，和英伯伯所答的大致一樣，結果上村確信：自太平洋戰爭前一年起，文教協會已與重慶方面完全斷絕聯繫。審問停止後，英伯伯回到囚房，領到一個窩窩頭。英伯伯本來就有胃病，生胃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數年來緊張生活造成，天天提心吊膽，食無定時，夜間聽到門鈴，更是心驚肉跳。這次經過五小時連續審訊，沒吃東西，回到小囚房裡，已是疲倦萬分，胡亂吃了窩窩頭，即刻入睡。以後獄中的生活，常是如此，有時給他吃的窩窩頭，還是霉的，所以英伯伯的胃病愈過愈重了。
當天晚上英伯伯又被叫醒，帶到特務科，除了上村外，還有特務科科長在座，氣氛非常嚴肅。這回他們審問的重點，是逼英伯伯招出沈兼士的下落，英伯伯回答說：「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只知道他有病，是頭病，半個月前，去西山一座廟裡養病，是那座廟我不清楚」，上村怎會相信！就一再逼問，後見無效，就吩咐把英伯伯帶到院子裡，橫綁在一條長櫈上，一人按頭捏鼻，一人向嘴裡灌水。據英伯伯說，水剛進口，可以緊閉喉嚨，但不能久不呼吸，每一呼吸，水乘機入胃，十幾分鐘後，胃就脹得難受，先是疲憊，後便昏迷。醒過來後，覺得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靠在火爐旁邊，不覺有何痛苦，卻渾身發抖，無法克制。接著就要小便，便後仍然發抖，十分鐘後，又要小便，這樣小便了多次，發抖才停止。這時正好聽到外面鐘敲十二下，已是午夜。才知道被一連拷問了六小時，經灌水而昏過去的時間，長達三小時。現在他們見英伯伯已不發抖，又開始審訊，主體還是要沈兼士的下落。
在被監禁的時候，無盡的逼供、威嚇，不知進行多少次，但他堅強不屈，侃侃而辯，應對得體，面不改色，他們就問不出一個結果，卻也不再用刑。及至結束審訊，把他送回囚房時，已是次日凌晨三點，躺下就睡著了。不久又被叫醒，天還未亮，他們給他上了腳鐐手銬，用黑布蒙住眼睛，把他推上一輛卡車，駛了很久，車才停下，被扶下車走過好幾道門，進入一家深院的一間屋子，才解開黑布和手銬。只見房內木床上，另坐著四個人，都不相識，後來趁武裝偽警不在，和他們低聲交談，才知道那四個人，都是愛國同志，因工作不在英伯伯的範圍之內，故素不相識，他們的被捕，也是由於一個同志變節，出賣了他們。
此後，英伯伯雖常提出審問，有時每天一次，有時兩三天一次，一次頂多不過二、三小時，但審問內容，很少涉及本人工作，而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例如，他們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要抗日？英伯伯就義正詞嚴告訴他們「咎由自取」。英伯伯說：「中日兩國，本很親善，日俄戰爭時，中國朝野都願日本勝利，所以一直到滿清末年，中國知識分子，多數是親日的，可惜在民國四年，日本居然提出廿一條無理要求，以致中國全國上下一致憤慨，齊起反日。這豈不是你們咎由自取嗎？！」
有時他們審問英伯伯，乾脆不提國家大事，而只談些瑣碎小事，如有一次提審，沒說幾句正話，他們就問他關於自來水筆的構造，和歐美各國自來水筆的優劣。上村和其他日本人對他禮遇日優，他的飲食起居，也頗受優待，有時偽警高級官員，前來巡視，也對英伯伯的態度特好，甚至私下向他表白，他們也是愛國分子，在他們安全不生問題的範圍內，願意幫助英伯伯。我想英伯伯的所以受他們尊敬，完全是由於內在人格之高超，外表儀態之雍容，以及智慧和學識的深邃，再加上他虔誠的信仰，堅忍的意志和浩然的正氣，致使中國的國魂，民族的正義，誠於中，形於外，敵人焉得不嘆服而尊敬！
英伯伯是1942年4月4日被釋放的，前一天晚上偽警高級官員，忽來向他道喜，表示翌日就會得到日本當局命令，將他釋放。第二天他果然被帶到警察總局，偽局長召見他，當時沒有第三者在場，偽局長的樣子顯得很尷尬，英伯伯反而輕鬆自然，偽局長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意思是要安慰英伯伯。他說：「你們地下工作人員的抗日行動，一點成效都沒有，簡直是秀才造反，既是這樣，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在人屋簷下，怎能不低頭，所以你要記得，必需明哲保身。」奇怪的是，偽局長最後表示，遲早有一天，中國會勝利的。最後，很鄭重的告訴英伯伯，雖然被釋，獲得自由，但一舉一動，都仍在監視之中。然後親送到大門口，叫人僱了一輛洋車，送英伯伯回家。這樣結束了第一次被捕一百天的災期。
據英伯伯告訴我，他當時的心裏，沒有恨，也沒有憂，僅是一片寧靜，並隨著新獲自由，產生一個堅強的信念：「世人成功失敗，在於人格道德，中國人，不論在怎樣殘酷的鐵蹄下，雖然有些人明哲保身，委屈苟安於一時，終究是不會被征服的。」
就憑著這樣的信念，英伯伯出獄以後，仍在輔大任教，由於負責人沈兼士先生已潛赴重慶，華北文教界的地下組織即由英伯伯負責，中央就派他接任北平市黨部書記兼代主任委員，他也很快和重慶的沈兼士取得聯繫，接受中央接濟，展開各項工作。在那段時期裡，凡我國政府所定的紀念日，輔大照樣放假。校內一切行政措施，仍遵照政府命令；而對偽政府指令完全置之不理。英伯伯當然又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日本人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時刻準備拼擊發難。他當然知道，這將會招致漫長的囚牢生活及更苛酷的對待。
果然在1943年3月20日日本人再度把他逮捕。在他家搜出了華北文教協會的主要工作人員名單。日軍即展開大搜捕，這次被逮捕的還包括輔大兩個學院的院長、七個系的老師及學生三百餘人，震驚了華北教育界。經日本憲兵隊審訊後，英千里與其他共26人在刺刀包圍下，被送進了集中營，由軍法處逼供。在審訊過程中，日軍對他們棒打、腳踢、皮鞭抽、灌涼水、灌辣椒水、雙臂吊來打、用火筷燒、上夾板、電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釘竹籤等等，慘不忍睹。英伯伯早有準備，仍本貫乎日月的浩然正氣，任憑敵人怎樣施加酷刑，百般逼供，他始終堅不吐實。日本人恨之入骨，竟把他打入黑牢，吃的是發霉的饅頭，睡的是又硬又粗的木板，同牢的犯人像沙丁魚一般，睡覺必需排列著睡，要翻身，大家得數一二三，同時一致行動，蝨子滿身爬，像在身上行軍。英伯伯因受刑多次暈死過去。
我問他，這次受的酷刑，比第一次被捕受審所受的是否更為厲害難受？他說「厲害多了，我在十分痛苦時，一心想著國家民族重於一切，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這樣只要咬緊牙關，忍受五分鐘，便會痛極而暈絕，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來，他們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視死如歸，受痛而昏暈，他們終究從我一無所得，但恨上加恨，恨之入骨，是難免的了。」
英伯伯總結「獄中心得」，對我提示了三項他的體會：一、被捕者都是被同志出賣，就堅信在社會上的任何方面，尤其黨政方面，人選的最高先決條件是「人格」，至於「學問」、「才幹」等等，都是次要的考慮。二、有些偽警故意走開，讓犯人有談話串供的機會，那是因為是他們大多為環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當偽警，可是大多數的良心未泯，仍然念著祖國和同胞。（這是後來和偽警熟了的交談中證實的。）三、從事地下工作，萬一被捕，需先準備一套無害於同志的話，表示一切都「坦白承認」，千萬不可先閉口不說，受刑之後再供認，即使你全說了實話，審問者還是不信。也千萬別表現緊張害怕，而需以輕鬆的態度應付，這樣可以少吃苦頭。（和英伯伯同牢的四人中，一人受刑最多，正犯了這個毛病。）
在這人間地獄裏，原本身體健康的英伯伯，在歷經多次殘酷迫害後，被加銬腳鐐的他仍英勇不屈。酷刑使英伯伯肺部和胃部都嚴重受損，身體從此瘦弱不堪。而他堅持正義、不向侵略者低頭的精神，卻充分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凜然正氣。
國民政府起初以為英伯伯已經英勇就義，還在重慶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初判是死刑，惟由於滲入敵後組織的臥底人士之巧妙運用，不斷營救，終得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後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至民國34年，抗戰勝利前兩星期，始獲釋放。一夜之間成了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