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門之後

隨著年齡的漸長，我愈來愈愛聽英伯伯講故事和他自己的往事。他於民國前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誕生於一天主教家庭，本名驥良，字千里，聖名依納爵（Ignatius）。父親英斂之，是滿洲正紅旗人。原名赫舍里．英華，字斂之，晚號萬松野人。從小家境貧困，年輕時喜歡騎馬，射箭，飛檐走壁，可一個大字都不認得。但他非常想要讀書。總是去附近茶館檢顧客扔下來的包茶葉的紙，帶回家練字。有一天在茶館裡碰到一位老道，老道問他檢紙頭做什麼？他說:「練字。」道士大感興趣。要收他為徒弟。英斂之居然也沒有告訴他父母就和那位道士走了。

 

後來他們在飯館裡面又碰到一位旗人教書先生。要英斂之不可去做和尚。他正需要一位書童。就把英斂之留下了。他每天搬著重重的一包書，還有紙、墨、筆，跟著老師走。他很聰明，學生們學會之前他都已經會了。老師對他非常滿意。有一天有一位滿洲破落貴族，雍正皇帝十四弟的直系後代，世襲的愛新覺羅將軍為女兒淑仲尋找家庭老師，教書先生應徵前往，「書童」英斂之追隨協助。不久這位書童不但比學生們學得好，並贏得了淑仲格格的芳心。清朝末年，婚姻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們居然自由戀爱起来，將軍開始很是反對，但在教書先生的竭力撮合下，有情人終結連理，書童英斂之居然成了愛新覺羅家族的乘龍快婿! 倆人終於在1895年（清光緒21年）正式舉行婚禮。

英斂之和他的太太

 

這就是英伯伯的母親，愛新覺羅・淑仲。母親是皇族，姓愛新覺羅，英斂之是清末一代名儒，沒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他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享譽國內的香山慈幼院，是他所經營，後來又創辦了輔仁大學，也參加了光緒皇帝的維新變法運動。英斂之早期 受到來自歐洲的耶穌會神父的影響，經過長期的閱讀、研究，他在二十二歲那年決定受洗，篤信天主教。關於英斂之主張「全盤西化」，英伯伯還跟我講了些他爸爸出的笑話。英斂之訂做了一套洋人當時穿的西裝，穿上後很不舒服。但 還是到天津家外熱鬧的勸業場走了一大圈，好叫穿著「長袍馬褂 」的人好好看看他的西裝有多好，多舒服。回來後，累得不行，脫下西裝一看，才發現把衣架子也穿上面了！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英斂之不知那聽來的，西方紳士們星期天騎馬，他也去買了幾匹馬。到禮拜天就領著妻兒，到街上跑一圈。

 

英斂之領著妻兒騎馬

 

英斂之有智慧，有眼光，領悟到那時的中國，從精神文明到科學文明都已經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一大截。 中國百餘年來 受列強的欺負，鴉片氾濫民不聊生。他深感其根本原因是自己國家閉關自守，國家要強盛起來，必須回歸世界舞台，學習、吸收別國的長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失敗後，英斂之亦在清廷的緝拿名單上。1900年34歲的英斂之帶著妻子逃到香港，途經越南，躲在雲南邊陲，直到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天津。英伯伯就是在父母逃難，一路顛沛流離中誕生的。

 

英伯伯全家福

 

英斂之只活了58歲, 卻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在天津創辦《大公報》; 二是創辦北京輔仁大學;三是創辦香山孤兒院。

 

1902年由柴敷霖等實業家及大商人出資，由英斂之擔任社長兼主編，在天津的法租界創立了《大公報》。他主張「介紹西方學術思想，啟迪同胞聰明智慧」。 這是長江以北唯一此類的報紙，同時也為中國新聞界樹立了獨立辦報的風氣。《大公報》一創刊，便以「敢言」著稱。創立一份真正公平、具有正義感的報紙，實現社會的責任。《大公報》很快就成了華北地區的第一大報！創立了發表自由觀點的平台!

 

《大公報》（英語：Ta Kung Pao）是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之一，1902年創刊於天津法租界，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與南開大學、天津鹼廠被稱為“天津三寶”。 1926年至1949年是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該報以奉行“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

大公報2009年8月23日刊登了一篇百劍堂主的文章《老大公報“閑評”鋒利潑辣》，讓讀者可以窺見大公報當年的樣貌：

手邊有一冊45年前的《大公報》合訂本，這在中國報業史料上，也可以算是古董了。距今45年前，亦即1911年，那一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因為那是清宣統三年，亦即滿清統治被推翻的一年——辛亥。打開這冊古董，看看幾乎半個世紀以前的新聞與其他文字，有些確實相當有趣。

英斂之題寫報頭

這一冊合訂本與目前的報紙合訂本大不相同，它是用光面紙印的，內文全部四號字，所以每一個字有目前報紙上一欄標題所常用的字那麼大，看起來甚省目力。印的不是雙面而是單面，每一張折成兩面，邊上有報名、報紙號數及頁次，有如普通的線裝書。高度足有十寸，煞像常見的 “通書”。當時每日出紙三大張，每張六頁十二面。看報頭頁的價目表，本埠報價是每月小洋六角，每份零售二分。那時恐怕還沒有直接派報，所以報名下有“訂閱報價先付，否則概不寄發”字樣。那時的所謂“本埠”就是天津，《大公報》的館址是在“日本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這就是大公報的發祥地，一直到最近遷京之前，大公報的館址都是在這個地方。

我手邊那本《大公報》合訂本還另有一層史料價值，因為封皮上還有英斂之寫的報頭，英斂之原名英華，是旗人，亦即老《大公報》的創辦人之一。

 

針砭時弊諷罵官場

翻開這冊《大公報》，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裡面的“閑評”，很精短，很鋒利，很潑辣，有時也相當幽默。它針砭時弊，諷罵官場，文字固然風趣，立論也不乏精闢之見。我想，如果那時候也有“雜文”這東西，這就是很好的“雜文”。我又想，如果香港《大公報》今日版面上能有類似的東西，擔保還是可以叫座。

現在我想做一下“文抄公”，抄兩篇在下面，加以標點，以饗讀者。當時報上不可能有標點符號，而且連“斷句”也是沒有的。此種“閑評”沒有題目，如果一天有一篇以上，則用“閑評一”、“閑評二”以別之，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下面是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的“閑評”：

“英據片馬一懼，俄爭蒙疆一懼，葡佔澳門一懼，法侵滇南一懼，日本經營東三省又一懼。

長公子充欽使一喜，少公子娶婦一喜，女公子出閣一喜，次公子納妾一喜，滿朝文武齊來上壽又一喜。

此老胸中忽而懼，忽而喜，正如十五個吊桶，七個上八個下，不只是好過還是難過。然而揣度此老心理，究竟懼是假的，喜是真的，懼的是無關痛癢的，喜的是窩心著肉的。”

此處“此老”應是指慈禧。可見大公報果然不負“敢言”之名。

至於創辦輔仁大學的過程，英伯伯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介紹：

北平輔仁大學創辦之經過

英千里

 

北平輔仁大學在中國各著名大學中雖然比較年輕，但從發動創辦說起，迄今也有四十多年了。遠在民國元年，中國天主教信徒中，有兩位有聲望的人士：丹徒馬相伯先生，和先君斂之先生。聯名上書羅馬教廷，主張此後中國的公教事業，應以文化與教育為重心；因此首先希望教廷在中國創辦一所完善的大學。羅馬教廷接到此項建議書之後，所作的答復是原則上非常贊同，但是茲事體大，具體辦法，尚須詳細籌劃。一時未能實現。

 

此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各教會，在經濟與人才方面都蒙受相當損失。在戰亂的情況之下，各教會自顧尚且不暇，遑論在中國創辦大學。此事於是暫時擱淺。

 

至民國六年，先君鑑於當時歐戰方殷，各種事業均有癱瘓的趨勢。因此提倡中國天主教事業，應由華人自辦，在經濟與人才兩方面都要自給自足。但為達到此目的，華籍神職界的人士，須在學術方面更加努力充實自己。於是撰《勸學罪言》一篇，將上述主張公之於世。這篇富有革命性的文章問世之後，不但驚動國內天主教人士，即國外天主教人士，亦對之非常重視。

 

在《勸學罪言》發表後不久，先君自己創辦了一個學社，專為培養天主教有志協助教會事業之青年。社址設在北平西郊香山靜宜園，命名為“輔仁社”。當時中國各地教區，近者如華北各省，遠者有廣東四川等省，均紛紛保送學員，共有三十餘名。可惜“輔仁社”僅辦了三年，因經費及其他方面的困難而停頓。

 

民國九年，有美國俄亥俄州(Ohio)西頓大學（Seton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奧圖爾神父（Father George Barry O Toole, Ph.D,D.D）來華遊歷。得遇先君，談到天主教在華興學的必要，奧圖爾神父深表同情，允諾為此事向各方奔走呼告。

 

民國十年，奧圖爾博士即到羅馬教廷拜訪傳信部長，並謁見教宗，同時將擬具之興學計劃轉呈。此項計劃深蒙教廷當局之嘉許。教宗當即捐贈義

幣十萬里拉，以示鼓勵。但創辦大學乃是一件大事，非有經濟實力雄厚而人才濟濟之教會團體專負其責不可。經多方接洽磋商結果，教廷乃決定將此重大事業，委託給美國本篤會負責籌劃創辦及維持。

 

至民國十三年，奧圖爾博士陪同美國本篤會總會長司泰來氏（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來華。與英斂之先生會見後謂：籌辦大學已有眉目，但因辦學事大，需款至巨，尚須兩年以後，才能開辦。英斂之先生堅持興學之事急不容緩，應促其早日實現。幸而奧圖爾博士有一良友名馬慕努（Theodore Mcmanus），為美國一富翁，馬慕努氏閱讀“勸學罪言”之英譯本後深為感動，於是立即慨捐二十萬美元。本篤會得此捐款後，則於次年春三月以國幣十六萬元購買北平西城定府大街濤貝勒府為校址，同時決定同年秋季恢復先君所創辦之“輔仁社”，並聘請先君為社長。招生方式仍按以前輔仁社之辦法，分函全國各區教會當局，保送有志青年來社讀書。

 

(民國)十四年九月，復興的輔仁社又正式開辦了。但當時各地保送學生僅有二十三名。至十五年春季第二學期開學時學生竟增至六十餘名。正當此時，創辦人英斂之先生因病逝世。臨危時推薦陳援庵、沈兼士、郭琴石諸先生維持社務，並有史學大師陳垣生繼任社長。

 

民國十五年秋季第二學年開始時，各方保送學員增至一百二十餘名。至翌年春季（十六年初）所籌經費已相當充足，乃決定於同年秋季正式開辦輔仁大學。其製度為三年預科。第一年先開辦本科一年級、及預科一、二、三各年級。輔仁社之原有學生，經過甄別考試後，按成績分別撥入此四級。同時亦如其他大學，公開招考新生。開學時新舊生共有三百餘人。於是輔仁大學正式成立，時為民國十六年。

 

北伐成功之後，按國民政府法令有三個以上學院的學校方可稱為大學。其時輔仁大學僅有國文、西語、歷史、哲學四系，故一度頗有破貶為學院之虞。幸而政府寬大，訓令暫不撤銷大學之名，但須在一年之內擴充為名實相符之大學。故自民十七年起經中外人士合作努力，在一年只內，成立了文、理、教育三個學院，至十八年春呈報政府准予立案。此即輔仁大學自創辦至立案之經過。

 

英千里這篇文章的報紙出處

 

英斂之主持《大公報》時，他的獨子英千里則是報社院子裏的小頑皮。那時窗子都是紙糊的，每次剛糊完窗子，才滿兩歲的英千里就拿根小棍子一一戳破，是大家眼中的小霸王。為了讓調皮貪玩的英千里開闊眼界，真正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與文明，將來報效國家。英斂之便將在天津南開中學讀完一年中學課程的獨子英千里託給一位來自比利時一生奉獻給中國的雷鳴遠神父(Father Vincent Lebbe)，帶到歐洲接受西方教育。在那個年代，英斂之有遠見、有氣魄，把年僅12歲的獨子托付給雷神父，離鄉背井的帶到歐洲去學習。真是了不起。

英千里與雷鳴遠神父

 

英千里與雷鳴遠神父家人在比利時

尚有半年，乃先隨雷神父到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等地，為我國天主教會勸募傳教經費。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去了愛爾蘭，在那裡認得了他的第一個女朋友。英伯伯乃於一九一五年隨雷神父轉往英國倫敦大學求學。主修經濟，功課一直名列前芧。記得英伯伯曾告訴我兩件往事：一是他十幾歲在比利時讀書時，常受一些頑劣同學的欺侮，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他就不顧身材瘦小和寡不敵眾，拚命和他們搏鬪，結果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上課鈴響，回到教室，老師問他傷從何來？他竟咬著牙說是自己跌傷的。下課後，那些欺侮他的大孩子們，一個個都走過來和他握手、道歉，從此成為莫逆之交。第二件是當他在英國讀書時候，有一位同學行為不檢，常偷他的錢，別人告訴他是誰做賊，他卻置若罔聞，對那位同學仍友愛如初，後來那人自動向他懺悔，英伯伯卻笑著安慰他說：「不要緊，忘記這個吧，你以後若需錢用，不妨告訴我。」其待人之寬容，如此可見一般了。

年輕時的英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