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我的童年及青年 ～～馬潤潮

　　我的老家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是個村子）。我們馬家的祖先，是約在600年前從山西遷來的，早年以放貸為生，後來又廣置田產，到了我祖父時，我家的這一支已經是陝北的一個大地主。祖父甚為開明，自己到日本遊歷過，後將家父送到天津南開讀中學，畢業後進入剛剛改為新制的清華大學。母親同時也在北師大讀書（那時候女大學生不多），後分別從化學系及教育系畢業。（我前幾年訪問北師大時，校方還給了我一份家母畢業的學士證書及戴學士帽的照片，頗為驚喜）。清華畢業後，家父考取陝西省公費留學，獲得密西根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碩士學位，所以我和家父是密西根大學的前後同學。那個時候很多留學生都很關心國事，家父選擇較實用的知識而不追求博士，留美四年。在日本侵華日烈情況下，他為抗日而回國進入兵工廠工作（兵工廠的任務是製造兵器，屬兵工署管），一直在兵工廠工作到抗戰勝利。

 

　　今年是七七抗戰78週年，我是七七事變前三週在河南孝義（鞏縣）出生的，所以我也是剛滿78歲。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舉家隨家父工作的兵工廠遷往四川瀘縣，家父在瀘縣的二十三兵工廠化驗室當主任，同時在該化驗室工作的還有樹群的公公馮中衞先生（確切的名字可能有誤，但發音是對的；如有誤則請樹群指正），從事武器的改良和新武器開發的化學研究及實驗，凡八年。工廠位於瀘縣的鄉下金沙江邊，日本飛機很少來，來時廠內的汽笛會嗚嗚地響，但大家好像都不以為意，所以我沒有躲警報的經驗。

 

　　我家就在金沙江邊，是工廠的宿舍房。我可以說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我們小孩經常到江邊玩耍，也見過發大水的情況。河水都漲到了院子前面數十米。我在工廠的子弟小學讀到四年級，但對學校的情況沒有什麼記憶，倒是記得不少玩兒的事情。我們曾經赤腳到水田裡捉黃鱔和泥鰍（用中指在田埂的洞中抓，就怕抓到水蛇）、踏水車、也玩過插秧（烈日下彎腰是很辛苦的）。也抓蜻蜓、養蟋蟀，在池塘裡游水。家中有長工挑水、種菜、養豬，經常吃南瓜、絲瓜、及空心菜（“藤藤菜”），偶爾江上打魚的會來兜售鮮魚，那可真是“打牙祭”！穿過布鞋、棉鞋和草鞋，也打過赤腳（光腳板兒），腳底的皮磨得極厚，厚得居然可以在黑煤渣上奔跑！ 

　　過年最是熱鬧，拜年的人不斷，還有人到家門口來敲鑼打鼓耍獅子，小孩子們都穿新衣、戴新帽、穿新布鞋（“鞋”要讀為”孩“），放鞭炮，還有壓歲錢拿。過年會請人來在院子裡殺豬。我們小孩就圍著屠夫看他如何下刀、存血、剝皮，肢解，處理內臟及豬頭。沒有冰箱，就將一些鮮肉送給鄰居，其他的就做臘肉香腸掛起來，能吃大半年。最喜歡吃豬油渣，那可真是香透了！ 

　　我們小孩在家都說講瀘縣話，其發音與重慶話略有不同（如“不”字及“陸”字都讀為第一聲，不是第三聲）。前些年回四川訪問，當地人都說我的四川話還真地道（“硬是要得！”），看來我的“腦殼”還沒壞。 

　　在瀘縣時，沒有什麼娛樂，大人就打牌，過年及請客時大人們會小賭一下梭哈。廠內時而有京戲演出，多半是廠內的員工自己演的，這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大眾娛樂，我們小孩就趴在臺邊看戲。我們小孩的玩具就是打彈珠、陀螺（大人自己做的）、滾鐵環、玩九連環、踢毽子（也是大人自己做的，底盤是老式“天圓地方”的銅幣，將幾根公雞毛綁在方洞內，再用布把銅幣包起來。我踢毽子可以好幾十分鐘不掉，也練就了花式踢法），女孩子就跳房子、撿沙包、辦“家家（讀“嘎”）酒”。 

　　當時大家的抗日情緒都非常高昂，連我們小孩都會唱不少抗日歌曲，包括現在大陸的國歌“起來，不願做奴的人們！”、“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等。勝利的那一天，廠內的無線電臺房內擠滿了人，我也去了，當收音機宣佈日本投降的那一剎那，整個房間猛然爆發出了巨大的歡笑及掌聲，人人歡欣鼓舞，慶賀勝利，歡樂景象至今不忘。 

　　抗戰勝利後，我們“下江人”（本地人叫我們“腳底下人”）都要離開四川，回到華東、華北及華南各個省市。家父離開了兵工廠，到青島的中國紡織公司化工廠擔任廠長，我們舉家遷往青島，過了兩年多好日子，直到共軍快要打到青島，我們才逃到上海及江蘇青浦暫住，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失守前兩天，我們才很幸運地擠上開往高雄的船，在甲板上搖晃了三天後到達高雄。離開上海時，已經隱隱約約地聽見了炮聲。來臺後，家父先在高雄的資源委員會下屬的DDT廠擔任廠長，後該廠改為農化廠。我們在高雄住了四年，我在雄中讀到高一時，家父被調到臺肥花蓮氮肥廠工作，我們就又搬到了美麗的花蓮，住在海邊的美崙。那個時候美崙尚未開發，僅在山腳蓋了新的市政府樓。我們住在公家的日式房子，很是寬敞舒適。花蓮中學在太平洋畔，離家走路幾分鐘可達。我在台大時，每年暑假都要花一天的時間先乘火車到蘇澳，然後坐蘇花公路的車子，在彎曲顛簸的路上暈車嘔吐半天之後才到花蓮！台大畢業後，家父被調到台北臺肥總部擔任協理，直到退休。 

　　1960年台大畢業，我"抽籤"(真的嗎？我懷疑！）抽到步兵，被送到馬祖北竿駐防五個月，住在剛剛挖好還很潮濕的坑洞裡。我名義上連上的行政官，是應該要管些事情的，如伙食，但實際上啥事也不幹，伙食還是由連上的老士官長管，我落得清閒，他樂得有油水。連長及行政官也都知道我們是過客，也不讓我們做甚麼事。平常沒事就到街上打彈子，買新鮮黃魚回營和幾個預官朋友煮了吃，鮮美極了！當兵一年，一事無成，浪費了國家的資源，也浪費我寶貴的時間。 

退伍後工作難找（那時台灣的經濟還沒有起飛）。我家是公務員家庭，在台北的根也很淺，也不認識甚麼高官貴人可以幫忙，全靠自己瞎摸。有一次從報上看到了一個外貿公司征求英文秘書的分類廣告，我就去應徵，不久收到一封很短的信，說是沒有錄用。我竟然連個小小卑微的秘書工作都找不到，這對我打擊不小。不久又看到中央通訊社招聘記者的消息，我就找了一本新聞導論之類的書來看了幾天去應考。筆試通過後口試，由當時著名的新聞工作者、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先生主考，編譯部主任楊孔鑫先生以英語面試。不久我接到通知，說是有三十多人應考，我是第二名。第一名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新聞研究所學生，他沒有接受該工作，於是就輪到我進中央社，先當實習記者。我居然能擊敗這麼多人，真是令我高興！這是我一生值得自豪的少數事情之一。我在中央社採訪部（這是社內主要的正牌單位）工作了三個月，那時候著名的記者有曲克寬（採訪部主任；後擔任駐舊金山特派員）、楊允達（後擔任駐巴黎特派員）及王肇珩（女，後擔任監察委員）等。我跟隨這些記者跑新聞，經歷了老總統及胡適逝世的新聞，及見到尹仲容在記者會上當面要記者們多看點經濟的書！我學著寫新聞稿，稿子也“見報”過幾次。中央社的待遇不高，這些名記者的年齡都不大，我實在是看不見我在新聞界的前景是什麼，乃決定隨著留學浪潮，辭職到美國找生活。聽說沈宗琳先生對我的辭職非常生氣，因為他原本是看好我的，對我有期望。我事後反省，也覺得我對不起中央社，辜負了人家的期盼，浪費了人家的時間！在採訪部歡送我的晚飯時，我被灌得酩酊大醉，由楊允達叫車子護送我回家。事後一想，大概是採訪部的同仁也對我不高興，故意要灌醉我洩憤吧。這是我離開台灣前的最後一件事，為我在台灣生活了十三年的日子畫下了句點。家中替我籌借了兩千美元的留學保證金，我於1962年三月從高雄乘貨船到美國，船走了40天才到達西雅圖，開始了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前途仍舊茫茫，時年2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