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母校台大 下篇

戴瑞明

（1965年畢業）

英國是世界上最務實、最重視「國家利益」的國家。十九世紀英國外交家帕麥斯頓曾經說：「英國沒有永恆的盟邦，沒有持久的敵國，祇有永恆而持久的國家利益」。英國外交首要的任務就是「維護與促進英國的商業利益」。英國是西歐第一個外交承認中共的國家，為了維護在香港的利益處處牽就中共。與台灣大幅改善關係是因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西方國家制裁中共，而此時台灣與英國的雙邊貿易已超過大陸與香港的總和，再加上我國的外匯存底高達八百九十多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對重商的英國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多次訪英，與剛卸任首相的柴契爾夫人及同黨政要會晤，起了催化作用。感謝謝總裁的支持、柴契爾夫人的臂助，還有在台灣有重大投資的卜內門化學公司總經理陳德樂不斷敦促英外務部要重視台灣的市場。

正當我在英國做得得心應手的時候，李登輝總統發表我接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的職務。我在一九九三年青年節主持完長榮航空首航倫敦後即啟程返國向李總統報到，輔佐蔣彥士秘書長。

在總統府服務期間有兩檔事情記憶特別深刻：

(一)規劃李總統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至十六日期間訪問菲律、印尼及泰國的傳播計劃。我們定位為促進經貿關係的「非正式」訪問，主題是三個P的「進步」、「繁榮」與「和平」，俾不致太刺激中共的政治敏感神經。此行李總統先後低調會晤了菲總統羅慕斯、印尼總統蘇哈圖及泰國國王浦美蓬，旨在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媒體稱之為「南進政策」，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渡假外交」，但本人一再向媒體強調是「非正式訪問」性質，會談的內容是雙邊貿易與投資，不涉及政治，原因是李總統無法親自參加APEC每年舉辦的「非正式領袖會議」表達意見。如此，為北京領導人留了面子，把「正式訪問」留給他們。果然。事後中共當局並未採取任報復行動。

(二)李總統一九八八年就任之初，為鞏固其個人權力基礎，確實有意繼承經國先生之遺志，追求國家統一目標，成立「國統會」，通過「國統綱領」，但隨著多次修憲成功，權力基礎逐漸穩固，其個人內心世界追求「台灣獨立」與大陸分裂之意向日益明顯。一九九四年訪問印尼、菲、泰成功後，志得意滿；三月間竟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吐露心跡，訴說「台灣人的悲哀」，指中國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挑起省籍衝突，割裂台灣社會，自立晚報月底譯載後，引起黨內震驚。李總統約我到他辦公室，希望我為他向媒體滅火。我找了中央日報資深記者馬西屏，婉轉說明台灣地震颱風不斷，台灣人的確悲哀，但中國人遭列強欺凌，何嘗不悲哀！對「外來政權」的說法，我內心矛盾實在無法自圓其說。過不多久，他身邊的人向「新新聞」週刊放話，說我在府內向同仁講話時，說李總統是「台獨份子」，事實正好相反，蔣秘書長基於府內有不少同仁不滿李總統的一些言行，指示我分批向同仁說明總統的治國理念。李總統約見質問我，經我說明後，他在第二天一早又約見安慰我，並以毛筆親書「穩重」二字相贈。我感受到他喜聽讒言，不易相處，乃透過其親戚向他提出口頭請辭，未蒙允准。

一九九五年李總統為了次年的民選總統大選造勢，積極透過美國公關公司遊說國會迫柯林頓總統同意其訪問康乃爾大學，大陸方面多次恫嚇，兩岸關係劍拔弩張，外交部長錢復力勸未果，並公開表示由於在「國家認同」上有歧見，盼能早日離開公職。我也因李總統言行不一，無法為其辯護，而在其六月七日訪美之前，提出書面辭呈，他要當時的秘書長吳伯雄親自當面退還，並希我在總統訪美期間代理秘書長職務，辭職事容後再議。當年六月三日名專欄作家彭歌（姚朋）以「大臣之風」為題發表評論，認為錢先生和我，做到了孔子所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境界。果不其然，在李總統一九九五年六月訪美後，與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前，發生飛彈危機，導致美「中」失和。我還應邀向台北「歐洲商會」演講請他們安心留下來。李先生高票當選了，但中美互信喪失，兩岸關係倒退，台灣同胞利益受損，令人嘆息！

一九九六年五月廿日李總統就職前，終於批准我再次提出的辭呈，並派我出任中華民國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儘管我與李總統兩次因理念不合而分手。但仍然要感謝他讓我回到外交界為國效勞，並有所貢獻。二○○○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根據慣例，我立即以密電向李總統請辭，他沒批准，卻留給陳總統作決定。新任外交部長田弘茂親自到羅馬挽留我，我請他儘早任命新人。田部長要我回國向陳總統述職，徵詢我對外交的意見。我坦白地建議他省下一架軍機美金五千萬元的經費設立和平基金，每年與教廷合作選拔頒獎，對和平有貢獻的人士與組織。陳總統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十分贊成，要求陪見的副秘書長追蹤辦理，很可惜此案一直沒有下文。

從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李總統任命我駐教廷大使，到二○○四年我向陳總統主動辭職獲准返國，前後七年四個月，讓我有機會深入認識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教廷追求「人類團結，世界和平」的普世價值，也讓我有機會從促進我國與這個追求理想的精神國度之間的相互瞭解，建立促進和平與濟助弱小的伙伴關係。

在這段將近八年的歲月中，有幾件小事特別值得回憶：

（一）中梵共同促進大陸的自由：一九九六年十月四日，我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呈遞到任國書，教宗讚揚「台灣（宗教）很自由」！我因為平時受到中山先生遺囑中「追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影響，不加思索就答以「讓我們攜手促進大陸的自由！」他答以：「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愉快之情溢於言表。十一月二日美國「華盛頓時報」刊出我的專文記述這一段對話並呼籲江澤民主席從事政治改革讓大陸同胞也享有宗教自由。

（二）要我做代表全中國的「中國大使」：到任未久，哥倫比亞及以色列新到任的駐教廷大使來館拜會，以為我是來自北京的中國大使。原來教廷的「外交名錄」自一九四二年中梵建交以來一直列為「中國駐教廷大使館」而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也列為「教廷駐中國大使館」。我多次與教廷國務院交涉，都以易名敏感為由，不得要領，因教廷不願予人以支持兩岸「永久分裂」之印象。就這樣我做了將近八年的「中國大使」！

（三）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外交家兼學者蔣廷黻博士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之一，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於一九五二年以小搏大，以弱擊強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控蘇案」，更是中國第一位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歷史學家。他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根據清宮的奏摺、上諭和信札等原始資料，彙編成「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商務印書館發行了上卷初版。二○○二年適逢中梵建立外交關係六十年，由於個人曾在總統府服務，知我總統對教宗每年元旦「和平文告」均有回應，加上歷任駐梵大使呈遞國書時均有頌詞，而教宗答詞則多涉及其期望於兩國關係發展者，允為研究中梵關係之良好史料，乃向外交部申請專款委託輔仁大學陳方中教授及前「中外畫刊」吳總編輯俊德合作，蒐集中梵雙方相關資料，編撰「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一冊逾千頁，由輔大天主教史料中心出版發行寄送全球各大圖書館、宗座大學及所有樞機主教，此為民國以來之創舉，有助國際社會對中梵外交關係特性之瞭解，為史學界提供了研究參考資料。

 （四）教宗勉宣揚和平、締造和平：二○○四年元月八日我偕同內子呂瀟男女士及小女曉蕊向教宗辭行，他勉勵我退休返台後，要繼續宣揚和平、締造和平，我一向視外交官為促進和平的「工具」，促進友好的「橋樑」。退休至今已十餘年，念念不忘教宗的提示，年年在兩岸之間奔走呼號頻頻與大陸退休的外交使節交流，期盼雙方友好合作，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爭端。

離開母校，瞬已逾半個世紀，憶及一個大陸鄉下的孩子，能有機會在寶島最高學府台大唸書，又能獲得美國政府獎學金到美國名校進修，何其有幸！

進入職場，又有機會在行政院新聞局工作十二年，參與蔣經國、孫運璿兩位行政院長領導下締造「台灣經驗」的歷史工程，何其有緣！

在外交工作崗位上初則到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團及駐美大使館歷練，後則到十九世紀霸權的英國與西方精神世界領袖的教廷擔任館長，為納稅人在紐約、華府、倫敦、羅馬奉獻，何其難得！

人生如此，夫復何求，感恩、感恩、還是感恩!

丁酉年六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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