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四年 過眼雲煙

 

洪朝枝

 

傅鐘聲中尋自由

 

我能考上台大外國文學系，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意料；唯一例外是教我高三國文的導師。放榜前他對我三哥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曾寫有專文〈懷念省立馬公中學周潤歧老師〉來紀念他的知遇之恩。

進入夢寐以求的台大後，我是獨來獨往的邊緣人。我天生膽小，再加在澎湖發生的「山東聯合中學師生匪諜案」嚇壞了我。當時傳言「台大是匪諜的最後巢穴」。除了上課，我不敢參加任何教授的課外交誼活動。台大學生上課，不點名，沒有固定座位。除了在教室內與碰巧坐在附近的同學點點頭外，我沒有結交任何新朋友；而舊朋友，全文學院中，我找不到一位「澎湖同鄉兼馬公中學校友」。

傅斯年校長建立的「學術自由，校園自主」正面臨嚴酷的考驗。錢思亮校長守成不易啊。在此動蕩不確定的年代，我試圖在台大尋找我嚮往已久的自由。

 

若有若無師生情

 

拜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之賜，許多名教授匯集到台大。光是在外文系教過書就有：陳大齊（後轉任政大校長）、曾約農（後轉任東海校長兩年，再回台大外文系任教）、英千里（退休後任輔大副校長）、方東美（我曾寫有專文〈追思方東美教授〉、黎烈文（我曾寫有專文〈懷念黎烈文教授〉）、趙麗蓮、盧月化、黃瓊玖、王國華、周學普、臺靜農、吳相湘、傅啟學等。

老師通常不記得學生，除非學生是「狀元學生」；學生自然地懷念老師，不管老師是不是「狀元先生」。

 

一、 陳大齊先生

 

大一都是必修課，選課不難。但導師要由學生自選，前所未聞；我一時不知所措。再說，校方並未提供各任課教師的簡介。我喃喃自語：「一個都不認識，怎麼選？」一位好心的同學建議說：「假如你沒有特別考量，陳大齊是好好先生。」我自忖：如果要考慮，教本系科目的教師較適合吧。但教大一有關英文科目的教師，不是神父就是修女。「好吧，無可奈何，就陳大齊算了」我下了決心。當時我連他教的「理則學」是什麼都弄不清楚。

陳師擔任我的導師一年，只跟我個別見過一次面，談話不超過三分鐘。他問：「澎湖來的，難得啊！有困難嗎？」我答：「陳教授，我操行分數要八十分以上才能申請獎學金。」我明知這話唐突，甚至失禮；但風聞台大教師對分數有絕對自主權。有人私訂標準：最高七十，最低五十。有客觀考試分數可依據的學科成績尚且如此，況主觀的操行乎。我擔心眼前這位祖父級的老師眼中，我的操行能值多少分。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他沒有動怒，跳躍式地換別的話題。「會講日語？」「會，小學讀到五年級。」「好了，你可以走了。」後來我獲知陳師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

限於個人天資，上理則學（Logic）課，我對「白馬非馬」似懂非懂。我最大的收穫應該在於此後我知道每用一字必須考慮其字義範圍，每講一句必須注意其上下推論是否合邏輯。至於我對陳師思想的瞭解其實大部份來自課外閱讀。

陳師將印度因明學，中國名學，西洋邏輯溶於一爐而冶之。從外觀（花白頭髮，一襲長衫）看，像極了清末民初的大儒模樣的陳師；他的思想卻蠻「新潮」。試舉二例證實我所言非虛。

1、陳師不苟同傳統中華文化中的「法天主義」，而主張「人定勝天」（台銀週刊1951）。文中他解釋：「不是說人的力量一定能夠勝過自然，而是說，人為的一定比自然而然的要有價值」。

2、從「對於簡體字的希望」（新生報1954）看，陳師贊成使用簡體字。他說：「中國文字艱難，對普及教育確實不利」，他又說：「文字原本不過是種工具」。受陳師啟發，「台語」成為顯學的現在，我主張「台語」應該採用拼音字，不必刻意要找一個漢字來代表（受漢字影響很深的韓國、越南現在都使用拼音字）。陳師發表上述主張後一甲子，中國大陸早已採用簡體字，反觀台灣一批冬烘先生仍堅持用繁體字才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咳！

在此容我插入兩段二十世紀中葉台灣學術界的趣聞。據說蔣介石來台之初，原屬意胡適當台大校長，但胡對台灣的前途不樂觀，藉故滯留美國（好像是任職某大學圖書館）。不怕死的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後，每夜枕頭下藏一把手槍。傳言有一次傅坐在松山機場貴賓室，老蔣隨後進入，傅竟然沒有站起來；老蔣一臉尷尬，兩人打哈哈了事。

世事難料，韓戰爆發，在中美協防條約下，台灣地位穩若泰山。不久胡適回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聽過兩次胡的演講。他說：「有人告訴我『胡先生，你可回來了，目前在台灣就只有你有言論自由』，我想假如這話是真的，那真是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的！」另有一次，我聽他講《水經注》，隔行如隔山，有聽沒有懂。

回到正題。陳大齊1887（民前二十五）年生。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代理校長。他比上提胡、傅兩人年長，又比他們長壽（活到97歲）。就我而言，人品或學問，陳師都不亞於胡、傅兩人；只是他內斂，才德不為外界所知。陳師桃李滿天下，總該有他的「狀元學生」把他的學問及生平整理成書。那麼我該列名在他最年幼的門生中；因為我升大二時，他就離開台大去擔任政治大學校長。

五十六年前，第一天在台大人海茫茫中，我無可奈何地抓住「一根稻草」；我三生有幸，抓到的是一隻巨人之手！畢業同學錄上沒有陳師的玉照；這無妨，因為我對他的懷念是「形而上」的。

 

二、 趙麗蓮先生

 

二十世紀中期，台灣英語界有兩位名人：

（1）錢歌川，任教台南工學院（成大），發行 The Pacific English Fortnightly。創刊號問世時間在我考大學的幾個月前。我訂閱半年。回想起來，我有點佩服自己的勇氣。現在的高三學生，有幾個敢花時間去閱讀課外雜誌？

（2）趙麗蓮，任教台大，發行 The Students' English Digest。我進台大後才知道這本英文月刊，陸陸續續零購了幾十本。當年美、台關係密切，台灣社會瀰漫「學英語潮」。那是既無英語補習班，也無電視英語教學節目的時代。電台廣播英語節目是惟一管道，因而趙麗蓮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她悅耳的英語發音陪伴許多台灣菁英長大並增廣見識。空中教學使 Dr. Lilian Chao 在校外的聲譽響叮噹。但就上她「西洋文學名著」課的我們學生而言，她不能算是一位好老師。我們的怨言不是無的放矢。

1、上課時她挑出某名著裡的兩三段，叫一個同學讀一遍，然後由她解釋一番。這種事我們只要勤查字典即可自己辦到。我們期待教授對作者的用字、造句做分析；指出譬喻、影射、象徵的妙用；告訴我們故事所反映的作者人生及時代背景；如此才能提升我們欣賞或創造文學作品的水準。有幾位自命文學青年的同學私下抱怨說：「外行教內行」。原來趙先生是學音樂出身的博士。

2、趙先生雖然是台大專任教授，但她忙於外務。開學兩週，她尚未來上課；而期末她提前兩週結束。學期中每人每週要讀一本名著，我被迫讀了不少書。期末她交代每人交一篇讀書報告，由班代表收齊送到她的宿舍。我懷疑她有時間評閱嗎？但只要學期分數及格，誰在乎呢！

我對趙先生的懷念在她的人格特質。每次在校園內遇見她，看她那種西洋貴婦人模樣（她是中、德混血），自然脫口喊一聲 Good Morning（重音在or），她答 Good Morning（重音在oo）。回想起來有點像現在的幼童上美語會話班時的那種喜悅。

一年中只有一次見識到這位高雅的「貴婦人」動怒時的嚇人氣勢。有一位同學看到「趙麗蓮教授因病請假二天」的佈告；心想「今早我明明聽到她的空中英語教學……」當晚打電話去把她罵一頓。次週，趙先生一上講台，足足罵了五分鐘：「當一個學生聽到老師生病時，自然的反應該是擔憂老師的身體，考慮要不要去探病。」「你們之間卻有人讓惡念蒙蔽善念及常識……難道不會想到許多電台節目都是預先錄製的嗎？」全堂鴉雀無聲，沒有人敢抬頭。

幾年後，聽一位學妹談起，她們準備替趙先生開慶生會。本以為安排切蛋糕最適合，但趙先生卻說「照我們的習慣，吃壽麵，不是更好嗎？」

1964年，趙先生告別杏壇前夕對應屆畢業生發表 The Last Lesson。文中的警句是：追求MONEY 與 POWER 會毀掉一個人的終身幸福。據說有一位學生吐嘈說：「老師天生有錢又有權，而我們窮畢生之力追求恐怕還得不到呢」。趙先生的父親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她嫁的夫家比她娘家更有錢。但後來因故離婚。

好多年後得知趙先生有一位在中學教書的女弟子向她求助說：「有機會到美國進修，苦無經費；若能成行，將來學成返台後將繼承老師的衣缽，終身致力於台灣的英語教學」。趙先生慷慨地拿她的退休金資助他。幾年後她來信說：「老師，我在美國很幸福，即將結婚；台灣，我不回去了。」因為當時我已為人師多年，對學生的無情心有戚戚。但我安慰自己：「我比趙先生世故，我不會被學生騙錢」。趙先生晚景不佳，令人不勝唏噓。（因為她不喜別人用性別差異對待她，外文系師生都習慣於叫趙麗蓮「趙先生」。文中我再三使用這三個字，表示我的尊敬與懷念。）

 

三、 英千里先生

 

外文系系主任教我們大一的「西洋文學史綱」。他上課一氣呵成，五十分鐘絕無冷場。把希臘神話、羅馬神話、聖經故事講得繪聲繪影，使人如身歷其境，超越了古今，超越了中西。一個學年在不經意中結束了，我們才發覺：中世紀文學呢？現代文學呢？

英主任的課沒有教科書，沒有講義；不考試，不交讀書報告。他收看學生上課時寫的筆記來評分。他上課時，偶而不得不在黑板上寫幾個漢字。每次我看了就暗自慶幸「原來還有人寫的漢字比我寫的漢字難看！」我的「筆記分數」有七十多分，很可能是他對我「同病相惜」之故。

英主任教我們大四的「文學批評」。上這個課使我第一次見識到什麼才是「真正的學問」。或許此時我個人的學識已經增進到某種程度，有能力領會他傳授我們的「如何去評價一件藝術品，尤其是文字的藝術品」。

沒機會讀到英主任大陸時期的著作是件憾事。他來台後好像沒什麼著作。因為他是《學生英語文摘》的顧問，偶而有文章刊登在月刊上，但大部份屬「語文層次」。我只讀過一篇Tests of Good Literature（文學的尺度）是屬於「文學層次」的作品。此文用英文寫成不奇怪，文中以 Aristotle（希臘哲學家）的理論來分析，並以 Hsi Yu Chi（中國著名小說西遊記）當例子來說明；才令我大開眼界！

英主任是天才型的人，他大概沒有想到像我這樣的庸才是要鞭策才能成材；所以我們之間沒有留下「嚴師出高徒」這樣的美談。我對英主任的懷念大都在他處理系務的能力，那種厚道又不損原則的為人處世的方式。（多年以後我才得知他留在大陸的公子英若誠是著名翻譯家、大學英文教授，而且是一位名演員，《末代皇帝》中飾演審訊溥儀的老共就是他，說來真是家學淵源啊！）

（1）夏濟安初到台大時教大一英文。學生反映「聽不懂」。英主任不信，親自去旁聽了一堂課。他發現夏先生不只發音不精準，還「結巴」；這是一位語文教師的致命傷。「逃難嘛，總不能讓人家沒有飯吃！」忍到期末英主任與夏先生懇談一番後，發現他是內蘊型才子。後來夏先生教我們大三的「小說選讀」，師生如魚得水。這證明「內行人看門道」。

想看熱鬧的大一小毛頭豈有福消受？後來夏先生主編《文學雜誌》，當年台灣文壇新秀，如王文興、白先勇、陳若曦都得到他的栽培。

（2）教「英國文學史」的張教授（忘了他的名字）是個率性而為的名士派。他常把課調到晚上，害苦了通學生。大家去向英主任訴苦。他說「同學啊，我差一點沒跪下才請到他來教你們；人家可是在英國教英國學生英國文學的呢！」

張教授又一次給英主任出狀況。二分之一的學生不及格。這一次英主任找到張教授，語帶威脅地說：「一半學生要重修，表示你下學期有一點五倍的學生！」張教授終於讓步了，每人加十分。我原來的分數是五十。英主任略施小計助我保住「四年 All-Pass」，這個就我而言是難能可貴的紀錄。

（3）很多選修「莎士比亞」的同學表示要退選。英主任爽快地答應學生的要求，他說：「我錯了，因為開學在即，找不到適當人選，友人介紹，我想人家好歹是個文學博士嘛。最近我讀過他的論文，狗屁不通啊！你們就退選吧！這位洋大人大概會知難而退。」

插入一段後話：有一次我的學生問我：「老師是學外文的，為何沒有一點崇洋的心態呢？」我答：「那是因為當年教我們洋文的，黃臉皮的都比白臉皮的有學問！」

英主任訓斥不想選第二外國語的學生「沒志氣」。想當年他進倫敦大學大學部讀書時，已經會五種語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包含拉丁文。

蔣介石逃來台灣的同時，派軍機降落在北平大馬路，將一批名教授搶運到台北。英主任家眷都留在大陸，有一次讀外文報得知他的長公子（即上面所提的英若誠教授）在擔任毛澤東的英文秘書。每年教師節，老蔣照例在總統府宴請教授們，只是這每年一次的饗宴能撫慰教授們妻離子散的悲痛嗎？英主任課餘都在看偵探小說！退休後的英千里先生到輔仁大學當副校長，我想他在那裡會工作得帶勁些，因為原來大陸的輔仁大學是他的父親英斂之創辦的。

我懷念的老師除上述三位外還有方東美及黎烈文；此外，黃得時、夏濟安、蘇維熊三位我打算將來寫專文來敘述我對他們特殊的感念。經由自我剖析，我發現我所懷念的老師全是我在某些方面有點像他們的人。感性一點說：「同是天涯淪落人」，悲情一點說：「蕭條異代不同時」；換言之，我們都是「不合時宜知己少」的人。

 

踽踽政治這條路

 

1952年，從一出門就看到穿草綠色制服的人，夜間有宵禁的澎湖馬公，來到自由主義的樂土台大，我心身同感無比輕鬆暢快。當時流行一句話：在台大，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政府！

好景不常，軍訓成為必修，學生被迫加入救國團；教官管理學生的課外活動及宿舍生活。所幸我的四年大學生涯中政治的黑手尚在試探階段。教官在校內不敢明目張膽穿軍裝。學生與教官有爭執，總是教官被調職，以平息眾怒。學生只要沒有「赤色嫌疑」；想說什麼能說什麼。但談到「政治」，大陸籍教師如驚弓之鳥，台灣籍教師噤若寒蟬。他們的沈默說明了這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哀。

我不是有耐心做學問的人才；在圖書館的時間少，在報紙、期刊閱覽室的時間多。此時的警總還沒有那麼厲害；來自世界各國、台灣各地的所有資訊在台大都讀得到。四年下來，在我的心中，「自由、民主、台灣、世界」這四個概念慢慢凝固成堅定不移的信念。我學會根據地緣與血緣來思考台灣在自由民主的世界應有的地位。這是我台大四年最大的收穫。

台大畢業，經歷了不堪回首的一年半預官生活後退伍。接下來我屈就中學教師三十三年後退休。我說「屈就」，不是自大；只因當年我同時考上師範學院，但毅然放棄四年公費的特權，選擇讀台大。我到頭來走「培育英才」之路乃宿命難逃。

本文中我說「政治這條路」，這個「政治」是廣義的。凡是當官、選民代、替人助選、加入社團、寫政論文章，都算「政治」。在如此廣大的領域中，五十年來，就我所知，竟找不到有那一位名人是「台大外文系出身」。所以政治這條路，我只好踽踽獨行。

我是台灣教師聯盟的發起人之一。我們到全島各鄉鎮去演講，喚醒人民的台灣意識，推廣自由民主的理念。1996年我替彭明敏教授助選。所有參與總統選舉工作的人都認定我是彭教授的學生；換言之，不是政治系就是法律系出身。（詳看「那一場維護臺灣人民尊嚴的選戰」）。政見會入口處的桌子上擺的書，一疊是《自由的滋味》，旁邊一疊是拙作《自由的滋味評介》。遠見雜誌資深記者林蔭庭小姐到寒舍訪問時，不解地說：「可是我想深一層瞭解彭教授，競選總部推介我去訪問的幾個人選有你呢？」（詳見《遠見》雜誌「永遠的彭明敏」）。

我寫過五、六百篇政論文章。刑法第一百條廢除前用匿名發表，廢除後才敢用真名。

我辜負了台大外文系教授們的教導，我慚愧未能接棒續走「文學之路」。但我用一支禿筆啟發台灣人「立足台灣，放眼世界，追求民主自由」這個從母校得來的信念。但願我不致辱沒「台大」這個光榮的出身。

 

2008年7月27日完稿

原刊於《台灣文學評論》2008年10月15日

PS.　感謝洪行敏女士、曹永洋先生（新潮文庫的前主編）、林靖邦先生協助本書出版，並授權轉載。

轉載自作者回憶錄《臺大與我：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

 

   

 

作者洪朝枝1953年（大一）寒假於草山（今陽明山）留影

 

大三與同學於草山（今陽明山）踏青

 

作者學士畢業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