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斂之、傅斯年與英千里
【英斂之與傅斯年】
英斂之與英千里幼時合影 |
傅斯年 |
英斂之原名英華，1867年出生，滿洲正紅旗人。幼年時代，他因為家境貧寒，只好走上習武從軍之路。20歲上下，他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並開始自學法文。30歲前後，因為受康、梁的影響，他開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同情變法、縱論國事。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該報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宗旨，宣導變法維新，主張君主立憲。與此同時，這份報紙還以“敢罵酷吏、不避權貴”等特點，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辛亥革命以後，他把主要精力投入教育與慈善事業方面，並與兒子英千里共同創辦了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前身）。
傅斯年，1896年生於山東聊城的一個舉人之家。他的先祖傅以漸，是清代的第一位狀元，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的曾祖父傅繼勳，曾經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鴻章、丁寶楨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場上得意者不計其數，因此山東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之譽。
傅繼勳之後，其子孫大多偏離仕途，以教書為業。在世人眼裡，傅家好像是走向衰落，因為這正好應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老話；但是在我看來，他們的選擇未嘗不是蔑視權貴、潔身自好的表現。這種選擇對傅斯年影響很大。他畢生追求真理、獻身學術，同情普通民眾，憎恨貪官污吏，顯然與這樣的家庭背景有關。
傅斯年出生以後，正好趕上廢科舉、辦學堂的“清末新政”。但由於缺乏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資源，所謂新式學堂仍然是以傳統的讀經為主。正在這時，一個名叫侯延塽的人改變了他的命運。
侯延塽是傅斯年父親傅旭安的學生。傅旭安主持龍山書院的時候，曾經資助過這位家境貧寒、勤奮好學的學生，所以當侯延塽考取進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以後，便想借回鄉省親之機報答業師之恩。沒想到他回鄉以後，傅旭安已經去世，於是他想把恩師的兒子帶到大城市讀書，以改變其命運。
不久，侯延塽離開家鄉返回北京，在路過天津時順便拜訪了老朋友英斂之。閒談中，他有意提到傅斯年博聞強記、聰明過人，並將其作文遞給英斂之。英先生讀了傅斯年的作文之後，非常欣賞其才華，便勸侯延塽把這個孩子帶到天津。於是侯延塽又返回家鄉，把傅斯年帶了出來。
傅斯年到天津時大約是13歲左右。經過短期準備，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剛入校的時候，因為學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在英斂之家中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傅斯年竟然與比他大30多歲的英斂之成了忘年交。他們談論的話題很廣，從做人做學問，到國內外大事，幾乎不所不包。學校的宿舍蓋好以後，傅斯年雖然搬到學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總要看望英斂之。
此外，英斂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後裔，又是天主教徒。她似乎與胖乎乎的傅斯年頗有緣分。所以英千里還說：“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並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他雖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對於教會人士好感，也未嘗不是因為受了先母的薰陶。”
由此可見，傅斯年與英斂之的交往，對於他的成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和作用。
轉載自作者：智效民
【英千里：回憶幼年時代的傅校長】
我與傅校長共事，是在最近的兩年內──自去年(民國100年)一月他來臺灣任臺大校長至本月二十日他逝世的那一天。但是在他的一般朋友中，我相信我是認識他最早的一個。我們倆初次會面時，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了。
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一種「敬而畏之」的心理。這種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並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他雖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對於教會人士好感，也未嘗不是因為受了先母的薰陶。
到了民國二年，我赴歐洲留學，一去前後共十二年，對於幼時的傅大哥，也就漸漸的遺忘了。回國後，先母先父，在年餘之間，相繼謝世。一直到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統一了中國之後──才得在北平某宴席上與傅先生重逢，是由先父的老友沈兼士先生給我們介紹的。交談之後，才把幼時的舊事一一的追憶起來。此後二十餘年之間，我們兩雖未共事。但始終不斷的維持著私人的來往及友誼。去年一月間，北平淪陷，我困在上海不能回去，他就邀我來臺大授課。萬想不到，正在他積極推展為國家民族最高尚最需要的大業時，他就突然與世長離了。對他我們可以說：「他是站著死的」（Moritusstoms）。關於他生時對學術的貢獻。死後於教育的損失已有各界人士異口同聲的在那裡表示，無須我贅述或補充。至於我個人精神所受的刺激及感情所負的悲痛，卻是筆難盡述的。
文章轉載（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一○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