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作家》夏濟安先生的志業
作者：侯健
文訊月刊的主編，在電話上要我寫一篇紀念夏濟安先生的文字，我才突然醒悟到，濟安兄謝世迄今二十周年了，而從初識到現在，則已將近三十五年光景。在這段期間內，我已從最小的助教，熱成了年逾耳順的老教授，但如某位名人所說，年長的人的一大特徵，在於昨天的事可能記不得，幾十年前的事却歷久彌新。算來我與他自在臺大外文系相識，到他兩度出國，羈留異邦，跟他在西雅圖、紐約和華府三次短暫聚首，以迄他長眠異域，前後也僅有十三年多，均是離多會少。然而不僅他昔日的音容笑貌，常在目前，便是初會和最後一次的相聚，也依稀似昨。自初聞他猝逝在貝克萊加大的研究室裏以來，我曾寫過數篇悼念文字，包括介紹他所譯「莫斯科的惡夜」(大地出版社)的再版，本來已沒有多少話來說，但環顧當今，我所知道的他的摯友故舊中，陳世駛和吳魯芹兩先生，均已先後大去，宋洪先生遠在香港，他的令弟志清兄遠在紐約，在臺的道義與文字之交而一度過往特別密切的，只有劉守宜兄和我兩人，既使他二十周忌，便感到義不容辭。自己既多長了幾歲年紀，也多讀了幾本書，對濟安兄的了解，多少也深了一些，或許值得訴說。
第一次見面，在民國卅九年的九月間，我初任助教，他是由傅孟與先生從香港聘回來的講師，地點是台大外交系辦公室。他大約是第一次到校報到，所以穿得頗正式：不僅全身西服，還帶了呢帽，當時可還是天氣炎熱的時候，我們可沒有冷氣。他那套裝備，似乎屬於「老太太的被窩—蓋有年矣」，所以並不神氣，倒顯得頗為落魄。當時的他，算來只不過三十五歲，却已幾根後退，儘管眼鏡片後的目光，炯炯有神，掩不去中年的落寞。幾句話後，他便提到要借薪水：「借兩百塊總可以吧?」當時我的薪水是每月一百七十八元，英千里先生以教授兼系主任也只有二百五十元。他這講師，每月大約也不過兩百元之譜。但聘書例自八月起，到九月已累積成兩個月，借兩百元自然足夠的。只是他語氣不似商量，倒像示威，可就使人頗不受用。此後大家熟稳，我也常以這件事跟他開玩笑，因為他決不是倔傲的人，也並沒有過濃的脫不下長衫的士大夫臭味，而是十分和光同麾，近人而平易的。
但直到此刻，我方才發覺，那次的相會，其實顯露了他的矛盾性格，和了解他的困難。我不是治心理的，對他的身世，也只從守宜兄的回憶中，和最近志清兄雞窗集裏，讀到一些，甚至連他的本名夏志仁，也是在今年一月份的傳記文學所刊，鄧嗣禹先生的「北大舌耕回憶錄」裡，第一次看到。但從過往密切的此後時間，我所見到他待人接物的情形，可以揣想到他其實是位拘謹守禮的人，却又不願意在微无的頭髮以外，再有老氣橫秋的樣子，因而往往表現出一份「帥」勁(Savor-faire 加上Sang-froid)來。但因為「帥」其實並非他的本性，所以常會過猶不及。以開車的樣子為例，吳魯芹兄頗能好整以暇，得心應手，也頗擅找路，濟安兄開車，不僅幾乎以失路為常則，而且看他緊握方向盤，而眼瞪視前方，心無旁騖的緊張架勢，真是如何所說，他不是開車，而是在車子裏推著走的。
他這種矛盾，部份可能有位好弟弟有關。他和志清兄友于之篤，人所共知。濟安以弟為傲，對弟弟的英文造詣，尤其佩服。但似乎因為志清兄運氣較佳，得到公費留學的機會，取得學位，在老兄心裏，便常常有「別苗頭」的衝動，要看看一位學士，是否一定無法跟英文系的哲學博士相比。他在貝克萊階段，這種感覺可能特別濃重。陳世驤先生也無高級學位，因為時機較巧(本領是另一回事)，已是教授，他却只能任副研究員，需要加倍努力求表現。這種友好的競爭，不能說和他的性格的形成，毫無關連。
這種矛盾的「帥」勁，表現在許多方面。他生於民國五年，應無問題，但身份證上的八月八日的生辰，當屬帥和一廂情願使然。他追過不少女孩子，但都無緣份。他却從來不願相信，自己不會結婚，乃至有個兒女繞膝的家庭。那八八兩字，分明從父親節得來。他喜歡算命，朋友中被他拉去一同看相的人不少，包括我自己。民國五十年，為了騰出他在蒙大單身宿舍的房間，我費了不少氣力，記得他那滿坑滿谷的書物中，至少有一張批得密密麻麻的細批八字。他遺著的兩篇英文短篇小說中，「傳宗接代」，四字自是明白萬分，而其中的和尚託生居士之家，除了「宋金郎圓破笠」等中國傳統小說的影子外，佛家因果、緣份的想法十分顯著。「耶穌會教士的故事」更是表現這種想法的！雖然有學者不同意我的觀點，我仍然為這一篇除了盧俊義驚夢外，是太平廣記裏的「李參軍」等的蛻化。二十世紀受西方教育洗禮的人，居然嚴肅地相信命相，似乎是不可能的，濟安何能例外？不過，也由此因緣，在他去世以後，台北的朋友，商量了半天紀念儀式，決議是在善導寺念經超度。濟安是否需要超度，實在頗有問題，但在儀式裏有一項目，便是要有人上香叩頭，在他的弟子們有些推諉的時候，那幾個頭可是我磕的。
原因便在於我其實是以師友來對待他的。只是相處一段時間後，老稱他夏先生，似乎過分疏遠，按北方習慣稱他濟安，卻又於心欠安。於是，儘管我們實際只差八歲，我除了寫信時用濟安兄外，平時總稱呼他Summer，他也由而以夏某自稱，及至他醉心而且倡導讀武俠小說——我可沒有接受他的指導。我不僅較他開始得早，也比他讀得多；他過去偏於正課，在看小說上他其實是半路出家——於是他順理成章，受擁戴為「寨主」。許多人似乎認為，寨主是八面威風，一呼百諾，甚至可以對部下予取予求的。實際上，當任何領袖，一定要能吃氣而不能小氣，遇上事，手拍胸膛：「閑話一句」，然後是勞民傷財。濟安在這方面，頗能盡責。他除了薪水，有稿費收入，而除了抽煙、攝影和偶一為之的衛生麻將，嗜好不多，而且是單身，所以常是大家的銀行。而對朋友，他一向是揄揚有加，從來不曾聽說他對任何人不滿。民國五十一年，我首次赴美，較預定應當去的時間，早了一個月，準備自西雅圖一路吃去。西雅圖預定對象，是高格(Professor Jacob Korg)先生，然而在機場迎候的是他，因為「有夏某在此，豈能讓你啃別人！」但如我所記，他首先費了幾個小時，護送一位素不相識的青年同胞，然後才把呵欠連天的我帶去飯館和住處。然而他大方中有其特殊。他愛照相，而且擁有一架萊卡，但所照對象，不僅少是他自己，也甚少是朋友。因而朋友間似乎都沒有他的照片。事實上，善導寺所用的遺影，還是由我裁留下的，從他作廢的出境申請書——保證人總是我——上扯下，再翻照放大的。那次在西雅圖，他「推」車帶我和董同龢、周法高、馬逢華諸先生遊鄉間，他便不曾帶照相機——而且在鄉村小館裏吃飯會照時，他可是只出我和他的那一份。另外，他不大肯主動地教人寫文章或討論學業——至少是不肯當面如此。
這部份的原因，除了怕人認為他炫學或掃了別人「文章自家的好」的興緻以外，可能還有他的口吃。他口吃並不嚴重，但似乎至少影響他在課堂裏的表現。其實他在私下頗能談笑風生，而且言之有物，所以他那四坪大的單身房間，儘管書物多得轉身為難，卻經常高朋滿座，以致他要靜心做事的時候，只好把房門反鎖。他怕顯得炫學，因而傾向於逃名。記得當時英文中國日報的年鑑，希望把他列入名人錄裏，他是惶急敬謝的。但他相信他的筆，也相信應當「扶助弱小」。他兩次出國期間，給我寫過不少他讀書方面的情形，以暗示的辦法，寓指導於慰藉——那時候的我的長輩，似乎傾向於出國的才是人材。而這種想法「邏輯」之下，可便是不出國的是庸材；而我不幸恰在庸材之列。這種推想的證據是，我首次去美以後，他可就很少寫信了。 「在友情以外而他感到有職責的時候，他還是要改文章的，但仍是帥字為先。他辦文學雜誌—這名稱與勝利後在北平由廢名編輯、在上海出版的那本顯然有精神上的關係，錢鍾書的「圍城」便是在那裏連載的—他要改，他也要評，可就不肯光說不練，或如洋諺所說：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而是在長篇大論跟彭歌商榷「落月」以外，自家寫小說 (我讀過的中文作品是「火」和「蘇麻子的育樂」，後者與「教士」同是反共作品)，自家寫新詩(「香港。一九五〇」)。「耶穌會教士的故事」，是他在印第安那大學進修時的窗課，卻得巴爾的山Partisan Review刊出，具見其功力。
他第一次出國，記得是由梁實秋先生推薦，亞洲協會資助，準時而歸。第二次到西雅圖，則是洛氏基金會資助下，華盛頓大學和臺大交換教授的結果。他辦文學雜誌，秉承的是清末以來文人的愛國精神。到了西雅圖則因陳世驤先生的汲引，轉到貝克萊，起初限於資格，不能教書，但書生報國的精神依舊。一部「黑暗的閘門」 (Gate of Darkness,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似乎是劉紹銘兄的中譯)，便是這段「匪情專家」時的產物。後來他開始開課，但不久便因先天性的腦血管破裂而辭世在研究室裏。他留下的已出版的著譯，除了這本和「莫斯科的寒夜」、「美國散文選」、「夏濟安日記」和為趙麗蓮先生的學生英語文摘解析文章的結集外，未曾結集的依然不少。記得在西雅圖時，他剛完成我是最早讀者的一篇，討論中共的兩本小說 ：「紅日」和「山鄉巨變」。
濟安兄在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去西雅圖，五十四年二月廿三日謝世，在美國活了不足七年，所做的是以文學作家作品的研究，為反共救國的大業努力。他在揭露中共竊國前後的真相上，貢獻很大。就長期的影響來說，自然還有他的學生們的成就。但就中國文學的前途來說，他在文學雜誌裏表現的態度和看法，尤其值得借鏡。在創刊號的「致讀者」裏，堂正而嚴肅地表明了他的信念：
大陸淪陷之後，中華民族正當存亡絕續之秋，各方面都需要人，「苦幹、硬幹、實幹」；我們想在文學方面盡我們的力量，用文章來報國。
……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我們雖然身處動亂的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所提倡的是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
我們不想逃避現實……我們不想提倡「為藝術而藝術」。藝術不能脫離人生，我們生長在這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的悲憤，我們的愛國熱誠，決不後人，不論我們多麼想保持頭腦的冷静。我們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我們認為：宣傳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學，文學可不盡是宣傳，文學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在……。
我們反對舞文弄墨，我們反對顛倒黑白，我們反對指鹿為馬……讓我們說老實話。
孔子說：「繪事後素」，就是這個道理。孔子的道理，在很多地方，將要是我們的南針……。
整整一年後的第三卷第一期裡，濟安兄發表了「舊文化與新小說」，進一步開明他對儒家的崇敬與嚮往，以及希望以儒家文化，作為新文學創作的思想依據和靈感泉源。今天我們的現代、鄉土等論爭，在濟安兄的證明的理念，深邃的分析，肯定的主張下，是否顯得稚氣和偏頗？
民國七十年二月，我有機會到貝克萊訪問，特請白芸教授(Cyril Birch)和一位香港去的陳(？)教授伴同，到濟安兄長眠的夕景 (Sunset View)公墓，完卻吊墓的心願。公墓很大，也收拾維持得十分齊整。濟安的墓在琹坡 (Acacia Lawn)區，是一片緩坡草地，雖在冬季，草色依然青翠。墓是平的，標示的只是一塊二尺多長的石頭，按在地上，寫着「夏濟安之墓」與英文姓名及生卒之年，和「胞弟志清兄恭建」及「陳世驤敬題」等幾個字。陳先生於六十年五月辭世，葬在同一墓地的平安園(Heian Garden——我猜想這是日文)， 兩位老友相去不遠，地下應可長破岑寂。當時口占了兩首小詩，後經共同老友葉慶炳兄潤飾，附以代哭這位齎志以歿的作家學者：
十六十年有數在，敢從生死定修殤。
瓣香伴友來完願，數點夕鴉歸路長。
昔年笑語縱橫事，種種紛紜過眼來。
故友碑銘故友筆，泣從何處扣泉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