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武俠小說之比較

作者：侯健

中國的武俠，通常英譯為Knighterrant，究出何人之手，一時無從考證。但自劉若愚先生以TheChineseKeightErrantry名其書，並且在封面上加了個「俠」字，而其後為文評介者，似乎沒有人對這種譯法，提出過異議，則顯然這種說法，應屬約定俗成，為一般接受了的。但究其實際，這種譯法，有相當的誤解在。東西兩方的俠，其實互不相干，甚至南轅北轍。縱使我們從寬解釋，恐怕也只有羅賓漢一類的綠林豪客，差有相似之處。不過，在中國作品中，綠林豪客，僅為武俠的一型，殊非全體。本文雖要比較中西的「武俠」小說。也旨在釐清或提出譯名的問題。

首先是我國方面，筆者曾有兩篇文字，討論中國的武俠小說，本來不當再多辭費，但為說明上的方便，卻又非簡述一下不可。據筆者愚見，最早使用俠字的，可能是韓非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孔子的北方、南方之強雖然都有俠氣，卻不曾使用這個字。我曾經指陳，韓非的「武」，未必便指武藝，而是動不動便要「動武」或「動粗」。史記游俠列傳中的朱家、郭解，從肯定方面說，是能「急人之急」，以否定的眼光來看，可就都是武斷鄉曲、魚肉鄰里、坐地分職的巨猾大豪，其「以武犯禁」是必然的，但未必有甚麼武功。倒是刺客列傳裡的人物，大約多少都有些本領。惟大體而言，其本領都是頗為低微的。而其為人，則多半愚蠢而不仁，只顧小節，罔識大義。列國刺客中，惟一讓人略存敬意的是鈕魔。他要暗殺趙盾，卻為後者的忠盡所動，觸槐自殺。但刺客列傳似乎並沒有提到他。其餘除曹沫是為國為民者外，專諸刺姬僚是以暴易暴、聶政刺俠累殺了賢相、豫讓自作多情，甚麼國士、常士，其愚只有筆者的老祖宗侯嬴可比。這位夷門抱關者，嗅了人家幾頓殘炙冷羹，就以為大官跟他這小民是朋友了。「望風刎頸送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可憐而又可笑。荊軻大言炎炎，近身肉搏，居然殺不了嬴政，那本領也就平常得緊了。而他們竟無一人能全身而退的。搭進了最後的本錢，還有甚麼值得說的？

游俠的「游」字，與劉若愚先生引證各家的俠的本源之說，頗有相通之處。學者們或認為俠出於戰國時社會游離分子的士，或認為出於墨家的「鉅子」。兩種說法並不矛盾：戰國之際，游士眾多，人人都自覺文可安邦，武能定國，而能得地自試的畢竟少之又少，自然成了不滿現狀的人物，興風作浪，好勇鬥狠，是其本色。鄙處稱這種游手好閑的流氓、地痞為「游子」，恰符這個意義。至於墨家，顯為幫派的濫觴，盡可以像水滸傳裡的英雄，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卻要橫行四方，動輒殺人，而且以嗅人肉示豪邁的。「文學上處理「俠」的，似乎是以唐代為主，包括詩與短篇小說，而以小說為晚出。這類小說，有軼事，也有完整的故事，多半都蒐集在太平廣記裡；而分為「豪俠」、「驍勇」等門。值得注意的是，這裡面的人物，除了具武功外，多通劍術，能以飛劍取人首級，而且能飛行絕跡，千里戶庭。唐以後又見沈寂，要等到明代的三言、兩拍，才再度出現，而且武技與劍術，各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些仍屬短篇，長篇的如水滸傳，並不以俠為名——它標榜的是英雄豪傑，不但臂力高於武技，而且在曾頭市以後，近身肉搏為戰陣取代，違背了武俠小說的步戰特徵。戰陣要求團隊精神，個人的武功的重要性，相對減低，而武俠在這方面，是具有十分濃重的個人色彩的。另外，水滸傳的英雄頗不免濫殺無辜，應不為武俠所取。而那本書顯然受了宋後理學的影響，開始以淫為大戒。這一點表現上同於後來的武俠小說，實際上則大有出入：魯智深、武松、李逵，幾乎視女人為蛇蠍，而王矮虎、周通輩頗食女色的，卻並未受到太大懲罰，過猶不及，都與武俠小說裡的表現相異。

能承先啟後，易短篇為長篇，而使武俠小說百家雜陳，並且為二十世紀的發展奠基的，是清末的作品。這時的武俠小說，明顯地分成兩條道路，一條是後來又稱做技擊小說，而以人力所及，符合常情常理的武功為宗，其中卻又頗多政治意義，以既有的秩序制度(the establishment)為正，以反之者為逆。這一類最早的一部，大約是永慶昇平傳，講述瘦馬(玉龍)和胖馬(成龍)如何剿滅了天地會，亦即反清復明的勢力。其後是互有關連的彭公案、施公案，和民初繼續出書的三俠劍。另外，三俠五義也有小五義和續小五義為其續集。民初的俠義英雄傳，標榜真人真事；江湖奇俠傳增加了特殊的地方色彩。另一條是劍俠，包括七劍十三俠、劍俠奇中奇等，開始了口吐白光乃至武當山學道一類的故事。濟公傳其實也是武俠小說，不過加了個搗亂的和尚，和不少超自然的現象而已。但因此便非武俠正宗，或者說第一條道路的作品。

民國以後，最初以技擊為武俠小說的主流，而且強調了英雄出少年，所以又增加了哀感頑豔的言情部分。然後有了兩位怪傑，還珠樓主和金庸。還珠的蜀山劍俠傳，以技擊開始，很快便成了劍俠，而場面廣闊、人物眾多、法寶層出、常識饒足，蔚為奇觀。但它除了尊正統、戒淫貪、不許濫殺無辜，暗合武俠信條外，頗有異於主流的武俠小說。較正宗的作家是金庸，所走是技擊小說的道路。他雖「嗜殺」遠邁前人，所述武功也逾越普通的人力，但其想像力之富、文字的滑稽突梯與爐火純青、對世俗禮法譴責的入情入理，以及對政治理念的執著，卻是前無古人，至少在目前似乎還是後無來者的。他寫的是武俠小說，其實更是政治小說，為武俠小說開闢出許多新途。

從上面提及的各書來看，武俠的「職業」分布，大約是：

一、綠林豪客，包括開案立櫃的土匪和獨行盜。

二、豪客以外的幫派、門派中人。

三、鏢客。一般來說，這是武功低微的一群。特別在金庸筆下，他們更多半是酒囊飯袋。

四、豪門隱犬，包括看家護院，狐假虎威的一群。

五、政府武官，如黄天霸一類，以及他們那些並不願為官的朋友，如褚標或歐陽春和智化。另外則是宮廷和高官的護衛。

六、其他人物，包括僧、道和游蕩游離分子，跡近獨行盜而不以盜為生計，例如金庸的胡斐。

這六類中的第六類最合武俠的條件，第三、四類最不符合，其餘則是可合可違的。判斷其依、建或正、反，端在他們服膺、履行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忠、孝、節、義。忠最早是忠君，後來便逐漸轉為愛國愛民。義包括守信重諾、劫富濟貧、鋤強扶弱，絕不可欺壓良善，濫殺無辜和沒有武功的人。節包括了不為官府應大與不得貪戀女色。在日常行為上，他們講求豪邁，疏財仗義，而以大塊肉、大碗酒為其本色。實際上履行這些條款時頗有出入，但如金庸所表現的，孤傲邪僻如黃藥師，仍要正氣凜然地說：「忠孝乃是大節，豈是禮俗!」而金庸的人物中，凡屬器殺或貪淫的，決無好下場。連一時胡塗的尹志平，也為奸淫小龍女付出了最高代價。

轉來看西方的情形。knight一詞，與cavalier(法文chevalier)，最基本的意思，是「騎馬的戰士」，所以譯為騎士。他們是乘馬打仗的。只此一點，便已標出了中國武俠與西方騎士的分野。至於knight errant的定義，則是「到處尋求冒險，顯露武功的騎士」，重點仍在騎馬上。中國武俠，儘管有寶馬、健驟、神驢之屬，比起武來，卻是一定在地下的。

騎馬作戰，同時牽涉到武器與裝備問題。我國的武俠，既以近身肉搏為主，拳腳以外，總以短兵器或軟兵器為尚。大刀、長鎗興畫戟一類的長兵器，雖有人使用，其人多半是武將出身，否則就不論兵器硬軟，用的總是刀、劍、鉤、鞭、三節棍等。西方的騎士，雖有下馬較藝而使刀或短矛的時候，打仗或比武(tournament)似乎總是用長矛的，而且必有中國武俠所少用的盾牌。西方電影在考證上未必完全合乎史實，但多少有些真實的影子。那裡面兩馬衝刺相交，騎士用矛、戟或長斧的鏡頭，大約多半的人都看到過。同時，我們也看到他們的裝備;不僅人要頂盔披甲，連馬匹也是甲鎧齊全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有一座專陳列這類裝備的過廳。他們披掛了這種裝備，行動必然不太方便。馬克˙吐溫的「亞瑟王宮廷裡的康州洋客」(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對此頗多描述。馬克˙吐溫反對史谷脫(Sir Walter Scott)的浪漫情調，所以行文頗多誇張嘲弄，但對騎士的行動笨拙的描述，卻是合情合理的。中國的武俠，例如金庸的黄蓉、袁承志、韋小寶等，雖有軟蝟甲等護身，卻屬輕軟一類，並非笨重的鎧甲。

這些裝備，與他們的作戰方式有關，也與他們的出身有關。中國的俠士，最早的自鈕魔到荊軻，都是平民。西方的騎士，大約始於羅馬時代，是貴族中的一級。而其盛行，則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此時他們仍是貴族的最低級，在那個封建時代中，卻高於追隨他們而屬自由人的「紳仕」(Squire)，一般是雖對領主有效忠的義務，但自有產業，由於長子繼承制度，多半成了出身雖高而無恆產的「游民」，需要以從軍為出路。他們在十字軍東征(約一〇九五－一二七二)的時候，除了追隨領主，前往聖地耶路撒冷，與突厥及回教徒(Saracens)作戰，不少都組織了至今名目猶存的會、社，以保護赴聖地朝聖者為己任。要成為騎士，不能如中國之武俠，有了師承門派，身具武術，志切江湖，便可了事，而是必須由領主主持一定的儀式，以刻輕扣候選者的後頭或局部，表示封授。

騎士所奉行的信條，是歐洲中古時代的倫理思想，包括對基督教的虔信、勇敢、對領主的忠貞，和榮譽感。這裡面的忠貞，在中國便頗有不同的表現，而第一項的濃重宗教氣息，是中國武俠所絕對沒有的——中國武俠儘管口口聲聲要「替天行道」，卻是世俗思想，不局限於任何宗教，而且事實上我們的宗教觀，與以基督教為準則的西方思想，本來便大有出入。但這裡的宗教熱忱，有其枝節發展，那便是騎士對女性的態度及其相互關係。如創世紀所顯示的，猶太教對女性原來頗欠尊重。偷吃禁果的「元兇」是夏娃，亞當只是從犯，而首先受罰的是亞當。希臘神話把人生疾苦歸咎於潘朵拉(Pandora)的好奇心。希臘思想中愛與美的偶像都是男子：在愛上要的是柏拉圖式的戀愛(Platonic love;實際上可能是homosexuality甚至pederasty)，在美上則以阿波羅為標準，而非雅芙蘿黛蒂(Aphrodite，認同於羅馬的Venus)。我們看約能代表希臘、羅馬觀點的，約成於紀元前四世紀，一八二〇年發現後便一再受仿造的雕像Venus of Milo，足可發現，她面目雖則姣好，身裁卻腰粗臀闊，大建後世的審美標準，但是大有宜男之相。不過，到了中古基督教流行以後，大約由於祈禱必向聖母——直接向上帝或耶穌祈禱是新教的辦法，而另具意義。遂使馬利亞的身價大增，出現了所謂的聖母崇拜(mariolatry)，同時也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再滋生出「宮廷式戀愛」(Courtly love)，於是騎士以所愛慕的女人所贈表記為標誌，奉她的名號出場較藝、冒險犯難、鋤強扶弱，變成了風尚。這種戀愛，名義上是柏拉圖式的，不涉肉慾，但既易男為女，其間的關係，可就未必那麼單純。在西方傳統上，依里亞特(Iliad)對守貞的潘妮蘿披(Penelope)，雖多揶揚，但對遭綁架而引起特羅伊戰爭的海倫(Helen)，殊乏譴責，而且在她和門尼勞烏斯重圓以後，後者收了覆水，似乎頗為坦然——至少在台來曼查斯(Telemanchus，潘妮蘿披之子)前來探問其父的下落時，他們夫妻似乎過得十分和美。而在騎士故事裡，Tristan奉命迎護未來的主母Isolde，起初尚能以禮自持，雖同一榻，中間豎放一把劍，以示隔離，這安排已經匪夷所思——此處不妨提一句題外的話：金庸的袁承志，在碧血劍裡，也曾用此法，不知是巧合或自此得到靈感;最後當然難免是那麼回事。兩人後來都不得其死，但雖似受懲，卻是由歌人當做凄豔佳來傳誦的。才子佳人，承繼唐人傳奇，在中國可以偷情，中國武俠小說卻是紹速理學，認定「萬惡淫為首」，決不肯與西方苟同的。自永慶昇平傳到金庸的作品，其英雄不論是否戴守正戒淫花，對採花淫賊，是從不客氣的。當然這裡的說法，已經從歷史轉到文學裡的小說上來了。

這裡所謂小說，在定義上採取廣義，意謂虛構故事的敘述的，而不論其為韻文(包括並不押韻，但節奏相當固定的詩歌)或散文，故與所謂的現代小說，並非一事。敘述騎士故事的文體，特稱羅曼史(romance)，以示與史詩(epic)有所區別。史詩是格式謹嚴的作品，題裁、主題、長度及若干細節，都有一定的成規。而最重要的是，例如羅馬史詩，其人物儘管騎馬作戰，卻並不遵依騎士的道德律條，行為準則。羅曼史的本義，是以普通話(自拉丁文變出的「土話」)寫成的敘述體(narrative)，我們通常譯之為「傳奇」。但因此詞在中國已有二義，內容與羅曼史也多異點，故此處不採。羅曼史以騎士為人物，以他們的愛情與冒險犯難為情節。它當然發生於騎士風(chivalry)蔚為風氣以後，亦即十三世紀左近，由流浪的歌者編成、唱出，所以最早採取的是韻文形式，最長的如「玫瑰故事」(Le Roman de la Rose)竟達兩萬多行，其短的有數千行之多。這類故事，不少是全傳體，特別是亞瑟王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charles the Great，742-814，神聖羅馬帝國的締造者)，及其部屬，即圓桌武士和後者的十二侶(Paladins或Twelve Peers)的事蹟。他們為愛情，或者可以說是為了取悅女性，到處惹事生非。起初的故事還屬常情常理，等到素材馨盡，江郎才竭的時候，便另闢蹊徑，引進了超自然的魔法邪術，以及異獸怪物，只不過既然大家都是基督教徒，便不能再談希臘、羅馬的神話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另一點中西不作之處。除了還珠樓主以及較早的劍俠以外，以技擊為主的正宗或主流武俠小說，其人物武功，或侍天賦神力，或靠後天打熱，大體都屬凡人所能。縱以本領超乎常人，能夠飛花摘葉，傷人百步，例如金庸筆下的人物，在處理時也必做合於常理的解釋。奇獸怪禽，乃至態王、朱蛤等等，雖然特異，究與火龍(dragon)等的全幻想像者不同。換句話說，羅曼史是浪漫的，中國的武俠小說，一般是趨於十八世紀西方的寫實方法。

「西方自詩歌體到散文體的騎士小說，時間綿延，自中古經文藝復興而到浪漫主義運動，如史谷脫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以迄馬克吐溫的反譏諷刺，歷時六、七百年，作品當然是汗牛充棟，要想遍讀甚至讀到相當部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以前面所述西方情形及其與中國武俠小說相異的地方，似乎可以用兩本書，來代表散文羅曼史部分，來從事印證。這兩部書是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和魔俠傳(Don Quixote)。它們不僅是家喻戶曉的世界名著，而且或以接近現代英文的文字寫成，或雖為西班牙作品，早有英文以及中文譯本，找來十分容易。前者的作者是馬勞瑞(Sir Thomas Malory)，死於一四七一年，作品則在一四八五年由凱克斯頓(Caxton)出版。它所敘述的是當年流傳最廣，到十九世紀仍有丁尼遜以長詩(Alfred Lord Tennyson，Idyns of the King)重加歌頌的，亞瑟王的傳說。這部書所以具有代表性，不僅在易於取得，而且在於作者對傳說持了正面、相信的態度。全書大致可分為四部分，即亞瑟王的出身、圓桌武士的聚義與形成，以及他們的「行俠」事蹟、聖杯(the Holy Grail)的追求、亞瑟王之子(或侄子)毛墜德(Modred)的反叛，亞瑟王負傷致死，遺體乘船赴阿伐隆(Avalon)安葬，以及其復生與重來的預言(按此點顯然比附耶穌，但有趣的是，亞瑟王雖可能確有其人，僅為小邦族酋，而查理曼大帝這位煊赫的歷史人物，身後卻也有相同的預言)。亞瑟王在書中是一位國王與他國王后私通所生，出身高貴而猥賤兼具，為只有韋小寶彷彿似之。但英雄有真，亞瑟王生具異票，異蹟頗多，是以天命攸歸，終得成名，並且像水滸傳那樣，嘯聚群雄，在Camelot建立了宫廷，復得深通道法的馬林(Merlin)輔佐，組成了圓桌武士。這些武士的人數，各家說法不一，約自一百卅至二百五十人，網羅了中古時代各羅曼史裡的大部分英雄，包括Gawain、Percival、Tristan等。亞瑟王的座騎(Lamri)、劍(Excalibur)、矛(Rone)、盾(Pridwin)等，都各負盛名，媲美於關夫子的赤兔馬和青龍偃月刀。但他的王后桂吟妮薇(Guinevere)與首席武士蘭斯洛(Lancelot)的不乾不淨關係，卻合於「宮廷式戀愛」的正統。書內對這種穢事，並非全無譴責之意。蘭斯洛參與聖杯的尋覓，亦即耶穌在最後晚餐時所用的酒杯，便未能成功。但其他武士，如以正直著稱的Percival，也都空手而回，能夠見到(並非拿到)聖杯的，卻是蘭斯洛之子加拉罕(Galahad)。此子雖本身純潔，得享特恩，究竟大違聖經裡的原罪觀念，乃使譴責和歌頌，打了不少折扣。Camelot由盛而衰，群雄星散，大業落空，亞瑟王則眾叛親離，終至戰死。全書與水滸傳雖然同中有異，同工處卻也不少。

兩次提到水滸傳，部分是因為前此指陳，它並非武俠小說，另外則是由於武俠小說中，除了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有開宗立派的作為，吃出廣收弟子，但實屬另闢道路，有盛無衰，與以武術為主的小說多異外，只有水滸傳，具有嘯聚的事實和儼然要建立新秩序的雄心，與亞瑟王的作為相似。水滸傳沒有宋江輩再生的預言，但其轉化(Northrop Frye所稱的displacement)於水滸後傳中，顯受业將客傳的激發，成為海外建國之舉，卻也與重生可為類比。(金庸的碧血劍結局，似乎只是形式，而與重生的隱義無涉。)但亞瑟王傳說或傳奇中的道德標準與宗教意味，不僅有異於水滸傳，也有異於真正的武俠小說。轉化云云，只由於我們讀了些西方文學理論，聊備引申談助而已。

魔俠傳或唐˙吉訶德(一六〇五−一六一五)既屬人人耳熟能詳的作品，本來不需多說。值得指出的是讀者都知道的：它是一部模擬騎士小說或羅曼史，而加以譏諷的名著。既然要装出他人的樣子，自然要中規中矩，與羅曼史的典型架構與情節相契合。因之，我們首先可以相信，唐˙吉訶德所讀的那些羅曼史，大約並非全出杜撰，或縱出杜撰，也與實際相去不遠，而它們流行的程度，顯然不遜今日我們的武俠小說，也有不少疑迷的讀者，以致逗引了塞萬提斯的嘲弄。其次，在符合羅曼史的情節上，唐‧吉訶德晉為騎士，曾得他視為城堡領主的旅店主人舉行儀式，正式授與。他的裝備，包括了與他同垂不朽的瘦馬Rosinante、盆盔、長戈等，都循規而蹈矩。他還有頭銜: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興侍從：山差˙邦札，以及奉其名行俠的「意中人」：the Lady Dulcinea。他的「冒險」囊括了戰巨人(風車)、解魔法(他視為受到魔晚的羊群)、拯弱小、殺毒龍(在夢裡)，以及為山差分茅裂土。但這一切雖與羅曼史相符，卻與中國武俠小說的情節，迥不相侔。全書的宗教信仰和譏嘲氛圍，更與武俠小說南轅北轍。據說這部書不僅打倒了羅曼史，也加速了騎士風的式微。而我們的作品，昌嘗有這般「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鹿鼎記或有此意，但不夠明顯。)

從前面粗略的瀏覽裡，我們已可以看出，中國的武俠，與西方的騎士，雖在所謂行俠仗義上，有表面的相通之處，更多的乃是相異，因而可以得到這些結論：

一、西方騎士以騎馬作戰為主，甚少步戰。對中國武俠而言，坐騎不限馬匹，但僅作代步之用。

二、西方騎士，大抵出身高貴，至少也屬紳糧階層，無白屋公卿之想，而且多以騎士為職業，而不僅是職志。中國武俠，遍布各行各業，但大抵為身家清白的平民。金庸的韋小寶是特殊的例外。我們讀小說，常偏於跟主角認同。韋小寶雖有六位花不溜丟的美女為伴，財物花差花差，但願意跟他認同的人，想必不多。

三、西方騎士的封授，有一定儀式，但與中國武俠授徒等的情形，大為不同。而其忠君或領主的思想，雖有清未先例，當今在中國卻是例外的。後者甚至列出仕為禁條，不屑與官府打交道。

四、西方騎士，號稱尊重女性，但宮廷式戀愛，卻使「不法愛情」(illicit love)成為佳話。中國武俠，縱能左擁右抱，卻以不親女色為尚，至少是絕不可犯淫戒。金庸在天龍八部中，讓殷正淳到處留情，但不僅眼見所愛俯首就死，而且自殺，而且妻子不貞，不能不令讀者視為業報。另外，中國有許多女俠，卻是尊重女性的西方所無的。

五、西方騎士的宗教虔誠，非標榜替天行道的中國武俠可比。亞瑟王與查理曼大帝的復活預言，比附基督重臨，更不是中國武俠想像得到的。

六、西方的羅曼史，是浪漫的，多超自然的事物。相形之下，中國的武俠小說，偏近寫實，甚至充滿儒家式的古典主義的意味。

這些結論，儘管十分粗疏，大約可以表達了中西武俠、騎士小說間的不同，也應該可以證明，knight並非武俠，Knight errant一詞，做為武俠的英譯，仍值得斟酌。

七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脫稿台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