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健
葉慶炳教授論「詩品與人品」，雖是一篇短短的小論文，卻是引證宏富，敘議周詳，具見他腹笥精博，學識淹貫，才能如此咳唾珠玉，令人欽佩。他的論文雖短，卻直接闡釋了文學理論裡的一大課題。他列舉了中國傳統中，對這個問題的三種看法，也便是詩品與人品的高下，必然成正比；詩品與人品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詩品要人品可以相關，但不盡然如此，有時候不能以人廢言。葉教授自己贊成第一種看法，而我是同意葉教授的。
首先我們不妨檢討這三種看法的淵源來由。道家要倡無言之教，說甚麼「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能接近第二種看法，卻變本加厲。佛家既戒口尊，禪宗更要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其情形便似乎既偏第一種，又掛上了第二種。第一種或詩品與人品相合，是揚雄所力稱的，「言為心聲」，正與詩大序默合。但揚雄攀附王莽 ，晚節不終，乃至投閣或跳樓而死，大類汪精衛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開始，卻以投靠日寇，建立偽政權終，豈不更像第三種說法的情形？因而第三種說法，似乎更合於經驗。我為甚麼同意葉先生呢？
原來，第一種說法大抵是儒家所宗。孔子要察言觀行，孟子要知人論世，並不僅憑一時的語言文字，但如左傳所說，確把立言當做三種達到不朽的途徑之一。孔子早就警告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孟子的「詖辭」等等，更是判定言與行，或詩品和人品間相互關係的不二法門。揚雄的拘謹，正如近世周作人的淡泊，是妝出來的，做不得準。汪精衛雖是在獄中慷慨激昂，恐怕是言大而誇，色厲內荏，神氣活現的時候已在知道，清廷不會教他以後了。這一大關節，旁證了孔孟以下儒家想法的正確性，其癥結稍後再說。
第三種說法過於偏重表面的經驗，致成兩可，卻忘了儒家的中心辦法，不去說他。第二類至少以葉教授所引的兩位古人來看，非常有趣。梁簡文帝蕭綱（503－551），只當了兩年不到的皇帝，便被廢立，而六朝本來便是放蕩不羈的時代，早忘卻高丕等對文的重視，只圖目前的熱鬧，所以他的話是不足為訓的。至於元好問，（1190－1257），生於金而歿於元，所見所想所表達的，大約也算不得盛世元音，也是不足為訓的。
由於相信文如其人，或詩品與人品的正比關係，我們的傳統，進一步相信，一個人的貧富、貴賤、窮通、壽夭，都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來。左傳季札觀詩，預言選詩各人的下場與後裔，都一一應驗。那些人只是選詩，其偏嗜好惡，同樣是心聲，所以同樣有效。葉先生已經引了葛立方論孟郊的話。以更多流傳的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故事來看，那些是鬼詩，那些是仙詩，那些富貴壽考，那些蹭蹬短命，都從詩文中判斷出來，不失毫厘。
西方雖似乎並不曾以詩文占窮通，定壽夭，但從柏拉圖開始，便肯定了詩品與人品的關係。我們當然都聽說過十八世紀法國文評家畢豐（Comte de Buffon，1707－88）所講：「文如其人」(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這Style或風格一詞，似乎較僅說詩或文要精確得多，而意義無別。現在論風格，最簡單的是認為它由語法結構和詞藻兩者形成。實際上詞藻與結構，已表現了選擇，同時自然也扣定了內容——文學作品的外緣與內涵，本來便是渾然不可分的。畢豐也說過：「惟有思想形成風格的泉源（Les idées seules forment le fond du style.）柏拉圖在理想國卷三裡，要把不當的詩人，驅出理想國，和要求青年「要想在人生裏善盡職責」，便「應該把......優雅諧調永遠當做目標」的時候說：「那麼，風格的美、諧調、優雅、和節奏良好都要出自善良的品格了？」因為「醜惡與不諧的律動，幾乎都與惡文字、怪脾氣有關聯，尤之於優雅和諧調跟善性道德份屬姐妹，互相神貌相似一樣。」朗展納斯(Longinus, fl. 80 A. D.)論雄偉（On the Sublime）也認為，欲達雄偉，要具備五種條件，而最重要卻與人品有關的，是首二種：高貴的思想或心胸，和熾熱的感情。此外，十七世紀的勃頓（Robert Burton, 1577－1640）也說過：「一點不假：我們的風格洩我們的底」(It is most true, stylus virum arguit,－our style betrays us.)。柴特非伯爵 （Lord Chesterfield, 1694－1773）說「風格是思想的外衣」（Style is the dress of thought.）。十九世紀的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則說「風格是靈魂的外貌」(Style is the physiognomy of the soul.)。柏、朗二氏以外，勃頓、畢豐、柴特非和叔本華，分屬三紀三國，所想相同，也便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般想法：語言其實是，或應當是，作者在無意間的內心畫圖。這種看法豈不便是「言為心聲」的最佳註腳或中譯？
「無意間的內心畫圖」正是葉教授所說的，第一種看法的要旨，或儒家思想的依據：那便是誠與不誠的問题。言為心聲，如果言非心聲，則失卻了誠字，作者是在自欺欺人，那就只有除了按易經繫辭的說法：「將叛者其辭慚，心疑者其辭技，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以外，再三思孔子的察言觀行的辦法了。言行不一，便非誠實，便不能成為判斷的依據，卻不能推翻「文如其人」的基本看法，或詩品與人品間的絕對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