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年代，臺大外文系產生了許多著名作家。像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顏元叔、謝鵬雄、歐陽子等，他們都是該年代臺大外文系的「榮譽出品」。近兩三年來，我自己雅興突發，也以「後進」的身份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於是有些好心人士，看在我和他們有同窗之誼的份上，就開始把我的名字和他們響鐺鐺的名字連在一起了。說來慚愧，我雖然和他們幾乎同時出廠，但是品質就是差他們一級。如果當時外文系有一份「產品說明書」的話，我想他們一定是屬於正牌產品類，而我一定是被列在「外銷退貨」欄內的。不過我的名字現在既然和他們的名字相提並論了，只要他們不反對，我自己是不會肯再讓它們分開來的。如果你們發現這些名字之間有强力膠相連的話，我承認那是我動了手脚。

好心人士還問我，臺大外文系既然變成了培育作家的溫床，那麼它在民國四十年代有沒有甚麼特點使之然呢？

最近半年來，我經常躺在我家裏的溫床上，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至今還沒有思考出任何名堂來。不過思考的過程倒使我憶起了一些幾乎被遺忘的人和事來了。

第一位湧上心頭的中心人物是我們的系主任，英千里先生。那時他仍保留着民初的髮型—頭髮從中央平均分向兩旁，然後以一層厚厚的髮霜加以鎭壓，髮霜有時候厚到可以捕捉蒼蠅的程度，這樣他的容貌就有點像照片中的徐志摩了。他的身材頎長，永遠穿着筆挺的西裝上課。在課堂上，他那一口清晰的京片子，北平人的幽默感，和淵博的學識，使得他無論講甚麼題目，都能講得很動聽，常聽得我們學生個個不肯下課。事實上，他自己也好像不太願意下課的樣子。好幾次他講過了頭，一直講到下一節課的敎授不但來了，而且還在講台旁邊枯等了半小時，才驀然驚覺，他佔用了别人的上課時間了，在這時候他才會意猶未盡的跨下講台來。

他是一位很好的敎授，但也是一位引起許多爭論的系主任。在他系主任任內，他做了一些大膽的改革，這些改革，即使到了今天，還在產生影響。至於他的影響是好是壞，我這個做學生的就不敢妄作評論了，最多只能就我所知作一個說明而已。

在那個年代，高等敎育的觀念正處於一個轉型期間。英先生之前的敎授們，特别是文科敎授，都認為求知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一種樂趣，至於求得的知識有沒有用却不在考慮之中。換句話說，他們抱持的是一種爲學問而學問的態度，不是爲功利，或者爲職業而學問的態度。

到了英先生的時代，他雖然仍無意把外文系辦得像個職業訓練班的樣子，但是他已經看出，在未來的世界裏，國際間的接觸會趨於頻繁，所以我們的大學應該培養一些「能言善道」的外語人才出來，以肆應這樣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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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又注意到，歐美的大學已開始重視學生們的口頭表達能力了。譬如說，歐美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既要交出論文，又要通過口試，才能取得博士學位，這就是這種重視的具體表現了。他也希望能跟上這個潮流。

於是，他就決定了朝向實用的方向走的施敎方針。他採取的步驟有三：一、把系名改成「外國語言和文學系」，以表示敎育重點的轉移。我們俗稱的「外文系」只是簡稱，而非全名。二、在一年級必修課程中增加「英語會話」一項；在二年級必修課程中增加「英語演說和辯論」一項。這兩項都是以前的大學外文系所沒有的。三、儘量延聘洋人爲敎授。

大家可以想像得出，這三項步驟都是蠻大膽的，尤其是第三個步驟，它還可能引起非議，而事實也的確是如此。

不過跟洋人學洋話，這個原則本身應該是不錯的。至少我可以從學生立場來說一說它的好處。

我們外文系的學生，在中學時代都沒有跟洋人打過交道。中學六年的英文課程，使我們在外文系一年級的時候勉強能聽懂中國敎授講英文，但是却一點也聽不懂洋敎授講英文。

這種情形可以比喩成一個人聽得懂廣東人講官話，但是却聽不懂北平人講官話，乍聽之下這似乎是個笑話，但也並不盡然，因為當時我們聽不懂洋人說洋話，牽涉到三個問題。

第一，中國人學英文，多半是從書本上學的，所以說起英文來，常避免不了生硬和不夠口語化的毛病。洋人說話則比較自然而通俗，用到俚語、俗語的機會很多。

第二，對中國人而言，英語是外國語，所以中國人說英語，一般都欠流利，速度太慢。對英美人而言，英語是他們的母語，所以他們說起話來口若懸河，而他們的說話速度才是正常的。

第三，中國人說話有「英雄氣短」的習慣—每說三五個字就要換氣，洋人說起話來則中氣十足，能說十個字以上才換氣。在我們當新鮮人的階段，我們每次聽洋敎授講課都會感到肺活量不足—憋不住氣。這是因為一個人在注意聽講的當兒，他眞的是「屛息靜氣」的，要一直等到講課的人換氣的時候，他才會跟著換氣。如果他在中途自行換氣的話，他的注意力會有短暫的渙散現象，等他吸足氣再集中注意力的時候，他已經聽漏了幾個字，常常聽漏字就會聽不懂的。

在外文系的四年之中，正因爲很多課程，都由洋敎授擔任，我們逐漸從他們那裏習慣了口語式的英語，和正常的洋人講話速度。與此同時，我們的肺活量也逐漸增大了，肚子裏也越來越憋得住氣了，所以等我們在社會上須要與洋人交談的時候，我們都有理直「氣」壯的快感。我想這些都應該算是跟洋人學英語的好處了。

此外，我們很多同學也從洋敎授那裏學到了正確的發音，和洋人正常的說話腔調，這也是值的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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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敎授當中，洋人約佔半數，而在洋敎授當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奧哈拉神父。

他在系裹開了好幾堂課，最叫座的是「社會學」。他講課非常幽默，還不時做出滑稽動作來逗我們笑，加上美國人本來就沒有「師道尊嚴」的觀念，所以在課內或課外，他都跟學生打成一片，鬧作一團，因此很受同學們愛戴。

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講到「肢體語言」和手式的問題。他說，中國人招手就是要招别人來的意思，但是西洋人招手就是跟人說再見的意思，由此可見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肢體語言。我們同學立刻問他：「如果西洋人想招别人過來的話。他們又用什麼手式呢？」他囘答：「用食指做出一勾一勾的動作。」他一邊說還一邊示範。這樣一來，他在講台上勾手指，我們也個個在台下勾手指，而且勾得不停，一直勾到下課鈴響。

這還不說。從那次以後，我們每次在校園遇見他，我們都要向他勾手指。而他看見我們勾手指，不但不生氣，還笑瞇瞇走過來問：「你們找我有事嗎？」這樣他就眞的變成了「勾」之即來，揮之卽去的敎授了。我們朝他勾食指一直勾到畢業為止—不，還沒有止。

更妙的是，我在民國六十九年，從美國囘臺北的那一次，我又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他了。那時他已白髮蕭蕭（恐怕快到九十高齡了），但精神矍鑠。我一見他就大喜過望，一時竟忘了禮貌，居然向他勾起手指來了。他一見我的手式，也是喜出望外的樣子。他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也不顧公共汽車的顛簸，三步變兩步的跨過來坐在我身旁，然後用手扶在我肩上激動的說：「我想起你是誰了！我想起你是誰了！」

奧哈拉神父的敎導，使我們終身受用不盡的例子還很多，且譲我再舉出一個：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講到，不同的民族，除了用同樣的手式表達不同的意思之外，他們對同一件事情的反應，也各有不同。他舉例說明：中國女人在拒絕男人追求的時候會怒形於色，美國女人則不理不睬，日本女人則傻笑。很多年以後，我到了日本工作。在日本的五年當中，我經常看見滿街滿巷的日本女人向我傻笑，再回想起奧哈拉神父的敎誨，我就知道她們個個都在拒絕我的追求了，這就替我省却了不少自作多情的煩惱。

第二位湧上心頭的中心人物是曾約農敎授。他的個子矮小，永遠穿着一襲藍布長衫，再加上他的山羊鬍鬚，他的樣子很像守舊派的民初宿儒—事實上他是那時校園裏唯一穿「古裝」的敎授。可是一等他開口講課，出口的又是再純正不過的牛津口音，再典雅不過的措辭—是一派英國紳士的談吐，這使我們同學們感到十分驚訝。

照當時幾位洋敎授的說法，他的口音比牛津大學敎授的口音還要「道地」。如果你看不見他的人，而在隔壁敎室聽他講課的話，你會誤認為他是英國來的客座敎授。據傳說，他在牛津大學待了多年，最後在那裏獲得了礦學博士的學位，而文學只是他的嗜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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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中心人物是趙麗蓮敎授。她有一半德國血統，而且說中文又帶有洋腔，所以我們剛入學的時候還以為她是洋敎授呢！後來我們才知道，她的洋腔是幼小時從她的德國母親那裏學到的，後來就改不掉了。這和我們說國語總帶一點童年鄕音是一樣的情形。

在我考進外文系之前，我已經從梁實秋伯伯和家父口中，聽到過一些有關趙敎授的事迹。梁伯伯和家父早年就讀北平的淸華學堂，那時趙敎授的尊人，正好就在他們學堂裏擔任校醫。據梁伯伯說，趙敎授當時是一位美麗少女，所以很多同學都對她傾心。為了想多看她一眼，這些同學經常要假裝生病，這樣才有藉口往校醫室跑。家父也坦承，他當年也常常裝病。依後來的發展推測，家父當年裝病的技術可能不大高明。

進了外文系，我才知道幾乎所有同學都聽說過，趙敎授曾經是校園美女這囘事，所以個個都對她年經時代的感情生活感到好奇。但是不論在課堂上也好，在其他輕鬆場合上也好，我們只要是問起她的感情生活，她都笑而不答。

在同學之中廣為流傳的，有這樣的說法：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早年也爲趙敎授所傾倒。為了表達愛慕之意，他就作了後來變成了家喩戶曉的歌曲「敎我如何不想她」，來獻給趙麗蓮敎授。為了證實這項傳聞，我和幾位同學有一次哄到她和我們一齊去參加一場演唱會，因爲我們知道節目中會有「敎我如何不想她」這首歌曲。在演唱會上，當台上在演唱這首歌的時候，我們同學個個都側過臉去看趙敎授，看她有沒有特别的表情。結果毫無表情。歌唱結束後，我仍不死心，放大膽子問她：「趙敎授，聽說這首歌是趙元任先生寫來獻給你的，有沒有這囘事？」她搖頭說；「沒有這囘事。」

趙敎授的聲音悅耳極了，這是因為她是學音樂出身，是一位音樂博士。像曾約農敎授一樣，文學也只是她的興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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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敎授當中，跟找們同學最接近的是夏濟安敎授。那時他還只是一位剛從講師升級的副敎授—資歷淺，年紀輕，跟學生的距離自然也就近了。再加上他是單身漢，平時也像學生一樣，騎着腳踏車在校園裏晃來晃去，吃飯的時候也跟學生一起，在臺大附近的自助餐室解決民生問題（那時候吃一頓飯是三四塊錢），所以他跟同學們接近的機會也就多了。當然他跟我們接近的最主要原因，還是他喜歡跟我們接近。

夏敎授擔任二年級的兩堂課程—英國文學史和小說選讀。他的個性比較內向，連在講堂上講課都會「怯場」—緊張兮兮的。講到重要問題的時候，他會睜大眼睛，漲紅前額，口中想說甚麼又說不出來，兩手一直捏粉筆，全身發抖。有時候他就這樣呆立着，直到一兩分鐘之後才拚出一句話來。他自己把這種表情形容爲「金剛怒目」。

在小說課上，他第一本選的是狄更斯的「孤兒流浪記」。我在高中時代就喜歡幽默文學，所以讀狄更斯的作品更覺得津津有味。狄更斯雖然不是英國第一個幽默作家，但是，照我的看法，他是第一個有系統的運用幽默手法的英國作家。

為了自己的興趣，我在家裏作了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報吿列舉出十多項狄更斯慣用的幽默手法，這些都是從他的作品中歸納出來的，諸如「大事化小法」，「小事化大法」，「長話短說法」，「短話長說法」，「正話歪說法」，「歪話正說法」，「聲東擊西法」，「隔靴搔癢法」等等。

出乎我意料的是，到了期中考試那天，試卷上的三道題目當中居然有一題就是：「試論狄更斯氏的幽默。」這下可好：我就把在家裏寫來玩的報吿全部搬上試卷了。照搬固然好，可是由於材料太過豐富，儘管我埋首疾書，等我答完這道題的時候，下課鐘聲也正好響了。這下子我才暗叫不好：糟了，我只答完一題。就算這題得到滿分吧，也只有三十三分，這豈不是弄巧成拙了嗎？一星期之後，當我還在懊悔之際，試卷發下來了。這次又出乎我的意料，我得到全班最高分—九十五分。夏敎授同時還爲這件事向全班作了如下解釋：

「這次的考試，周腓力同學只答了一題，但是他的答案之精采，是其他同學三道題的答案加在一起都無法比擬的，所以我給了他全班最高分。依我的想法，大學敎育應該注重的是實質，而不是形式。周同學答一題也好，答三題也好，那是一個形式問題，它不該影響實質問題，那就是他的那一題的答案非常之好。我就是從這個觀點給他最高分的。如果班上有那位同學不服氣的話，可以拿周腓力的考卷去看看。」

我們選讀的第二本小說，是布郞特女士寫的「咆哮山莊」，所以期終考試的試卷上就有這麼一題：「請說明咆哮山莊小說中洛克武德先生的character？」。

Character有兩個解釋——一是角色，二是個性。洛克武德在小說中是旁觀者和敍述者，本身並沒有捲入咆哮山莊的兩代恩怨之中。如果要談他的角色的話，可談的地方倒也不少；如果要談他的個性的話，那就很難着筆了。所以要囘答問題之前，character的字義必須弄淸楚。

「請問夏敎授，character在這裏應作個性解釋？或是角色解釋？」果然有同學發問了，發問的是賴維荔。

「個性。」夏敎授囘答。

「個性？」我大吃一驚：「可是洛克武德根本沒有個性嘛！」

「有一點！」夏敎授解釋。

「只有一點怎麼寫呢？至少要有三點才好寫！」張少珩也提出意見。

「有一點，寫一點！」夏敎授鼓勵我們。

 這一段對話就頗有「一點」幽默的味道了，足見我們已經得到了「一點」狄更斯的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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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敎授以外，同學們的面貌也在這時湧上心頭了。首先値得一提的是一位才女和一位才子。

才女是吉錚。她在高中階段已有作品發表，在外文系只讀了一年，就以高中畢業生資格遠赴美國留學去了。到美國以後，她仍經常發表小說，是留學生文學的主將之一。只可惜她和夏濟安敎授一樣，綺年早逝，未能發揮她的全部潛能。

才子是黃用。他和我們的學長余光中是好朋友。余光中在大學年代，已經是成名的詩人了。黄用受了他的薰陶，當年也勤於作詩，成了當時藍星詩社的悍將。在他已經停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他的名字仍爲詩壇的朋友所樂道，可見他當年的成就是多麼不凡了。現在他是化學博士，住華盛頓，與班上女同學賴維荔結成了神仙美眷。

那時我跟黃用也很親近。受了他的薰陶，我也寫了這樣一首詩：

 

贈某某女同學

 

你神秘得像窗外的夜色——

每當我向你的眸子凝視，

我看見的只是窗上的反射—

一對自己的思慕的眼。

 

我把這首詩拿給黃用、吳元潤、韓之慶、張英等同學看，他（她）們都搖頭說看不懂。結果我的大好詩人前途就被他們的一句話斷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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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兩位運動健將。一位是郭博修，他是臺大田徑隊隊長，在省運會上創下不少記錄。畢業後他去美國留學，結果只留了一個多月就囘國了，又創下了留學時間最短的記錄。他的最後一項紀錄，至今還沒有被人打破。

他的興趣後來轉移到繪畫上去了。最初他爲英文中國郵報畫「臺灣小景」，每天一幀，很受讀者歡迎。「臺灣小景」下面的幾行英文就明，寫得異常幽默，則是我們系裏的敎授，富禮神父的手筆。郭博修後來在臺北市中山北路開畫廊。

另一位是張少珩，他是臺大拳擊社社長。在我當上臺大話劇團團長之後，我邀他在「陋巷之春」劇中擔任一角，他也演得有板有眼。我記得我在節目單上的演員介紹欄下是這樣介紹他的：「張少珩，外文系二年級高材生，嗜好是拳擊。不過在台下的同學儘可放心，這不是立體話劇，他不會從台上打到台下來的。」

同一張節目單上也介紹了另外一位外文系同學：「小畢，眞實姓名不詳，嗜好是跑女生宿舍，可惜常悵悵而出。」

後來訓導長張研田敎授讀到這則介紹，感到大惑不解，特别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去問話。他問我：

「這是怎麼囘事呢？這位小畢既然跟你同班，還跟你同台演戲，你就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嗎？就算不知道，你難道不會問他一聲嗎？」

這時我才向訓導長解釋，我雖然知道小畢的姓名，但是不敢在節目單上透露，爲的是怕他的父母知道。小畢的父母管敎很嚴，不准他演戲，也不准他交女朋友，結果他兩件事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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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交女朋友，在四十年代的臺大這是件難事。那時候，全校男生與女生的比例大槪是十與一之比，是一個僧多粥少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不但小畢經常從女生宿舍悵悵而出，而且我們每個男同學都有同樣的痛苦經驗。儘管大環境是如此，當年的外文系卻並未受到影響—它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陰盛陽衰的特色。在我們那一屆，女生大約佔了百分之六十。這樣一來，名列前茅的就多屬女生了。

持四年總分最高紀錄的是王貞貞，她的情况相當特殊—她讀完一年級就結婚了。在結婚以前她還不怎麼樣，結婚以後反而每學期得了第一名，足見結婚是刺激學業的要素之一。畢業以後，她一直在家相夫敎子。

總分第二高的是楊蘊明。畢業以後，她一直在中央信託局購料處任職。

總分第三高的是一個男生。這個男生，糟糕，就是我自己。

在那個年代，出國深造是一種風氣。我們那一屆的同學之中，十之八九在畢業後，服完兵役都出了國。四年的外文敎育雖然把他們都造就成了「能言善道」的才俊，但是等他（她）們到了國外，他們才發覺光憑口才還無法生存，於是很多人又轉學別的科目去了。據我所知，我們同學中在國外轉修圖書館學的人數很多。

但是有兩位男同學却不屈不撓的繼績鑽研英美文學，最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們就是現在國內的名敎授—胡耀恆和金陵兩位。胡耀恆是班上最認眞求學的同學之一。每次上課，他都要搶第一排的座位，以便專心聽課。不像我老是搶最後一排的座位，以便逍遙於敎授們老花眼的視力之外。

胡耀恆抄筆記的速度可說是驚人的—敎授講的任何一句話，包括玩笑話，他都能記錄下來。譬如說臺靜農敎授在講授中國文學史時提到墨子。他說：「墨子打赤腳步行到各國去宣揚他的非攻哲學。他每天要走幾十里路，我看他的腳下的老繭一定有三寸厚。」後來我翻閱胡耀恆的筆記，上面果然寫着：「墨子赤足步行至各國宣揚非攻，日行數十里，足下老繭厚達三寸。」到了考試的時候，他也把三寸老繭寫進去了。

由於他的筆記抄得好，每到考試之前，他的筆記就成了搶手貨了。可是一本筆記怎麼能應付班上一百多個同學呢？於是賴維荔，吳寧理，宋才陞她們就建議，不如爲全班同學開一個複習講座吧。這個建議得到全班同學的附議，胡耀恆就這樣開起講座來了。等他開起講座以後，我們才發現他講起課來比一些敎授本人講課還要更好聽些—敎授本人講課時班上總有人缺席，胡耀恆講課時就無人缺課了，這就是一個證明。胡耀恆在學生時代就能如此「叫座」，這就難怪他後來會成為名敎授了。

胡耀恆傳授課業的熱忱，也是值得稱道的。他傳授時絕對是「傾囊相授」，不爲自己保留一手，所以我們聽了他的講座，個個都能考八十分以上，而他自己反而只考七十九分。

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被一般人認作是培養作家的溫床的四十年代的外文系了。每次我想起這個「溫」床，我心裏都會升起一股「溫」馨的感覺。

 

原刊於中央日報副刊（76年5月5-6日）

 

英千里教授

英千里教授與郝繼隆神父（Father Albertus O'Hara, S.J., 左一）

夏濟安教授

曾約農教授

趙麗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