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 黎烈文教授
洪朝枝
閒來無事，逛逛書展也是一樂。當我從那五花八門的書冊中，毅然抽出「法國文學巡禮」付款時，同行友人似乎有點詫異不解。我靦然解釋說：「作者黎烈文是我的老師。」我對自己此時的心理狀態不甚了然，也許我是想對欲報無門的師恩做象徵性的回報，而又怕被人窺察出這樁心事吧。
對於法國文學的絢爛豐盈，我心儀已久。所以大二開始選修第二外國語時，便選了法文。在數組法文中，冰島漁夫的譯者「黎烈文」是赫赫有名的。我填上了他的大名，更進一步選他當導師。
就一位法語老師來說，黎教授的教學態度是不成功的；因為他只顧到自己認真上課，而並不採取手段督促學生相對地認真學習。可歎的是我自己為人師後，也失敗在這一態度上。也許我和黎老師都是不情願在壓力下做事或求學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何況，莘莘學子應該自動自發地表現出學習的熱忱才對。就老師這方面說，我想這個想法照理是無可厚非的。可是學生方面，卻不知如何是好。就拿當時的我來說吧，我醉心於法國文學，選黎教授的課是慕名而來。但事實上，我對初級法文課 Qu'est ce que c'est? 式的牙牙學語，興趣泛泛。對於法語名詞必須區分為陽性或陰性，再分別加上陽性或陰性冠詞，認為是豈有此理。（現在依稀記得「書」是「男的」，叫 Le livre；「筆」是「女的」，叫La plume）。對於法文時態的「半過去」，「單純過去」，「複合過去」，「大過去」，我頗感不勝其煩。在老師不逼，台北多陰雨，而法文又是我惟一的下午課的情況下，我不時故意地把它給「忘了」。「大才小用！」這是我當時替黎教授鳴不平，也是自嘲自慰的話。慚愧，我得到的六十分中，一定包含了黎教授的「鼓勵分」在內。從這並不光彩的回憶中，我倒是想到一個很嚴肅的教育問題。那就是：一位教師，對於學生的分數是否應該斤斤計較？當時黎教授假如給我不及格；那麼，不要說重修，我乾脆不修了，哪會大三時的法文仍選黎教授為導師呢？又哪會在大四時選「法國文學」呢？
擔任導師，黎老師一向是不管不訓，無為而治。實際上，二十多年前的大學生，在言行上大都能自我約束檢點。當時，我們倒是期望在思想上和做學問方面，聆聽指引。可惜黎老師的冷漠寡言，常使我們望而卻步。現在，為人師表多年的我，彷彿能體會出，在師道式微的今日，何以一位熱情的教師，必須以一層冰霜來保護自己的苦衷。黎老師給操行分數，照給八十分以上。有一次我和幾位受惠的窮學生，打算表達一番謝意時，他倒像自己做錯事被發覺了似的「申辯」說：「好申請獎學金嘛！」使我們接下去不知如何措辭，只好唯唯諾諾而退。當時我們所感受到的一股溫煦，豈是時下受教於把「愛的教育」掛在嘴巴上的教師的學生所有福體會的？
黎老師是我大學四年中受教時間最長（三年）的一位教授。但是我對他的瞭解仍然很粗淺，只知道當時黎老師已五十出頭，有多種譯作行世，在翻譯界享有盛名。可是很少看到他參加什麼會，發表什麼談話，或奔波於松山機場送往迎來。他好像並不熱中於成為社會名流。他除了教書外，就是研究法國文學。有所得就撰成論文，覺得有意思就譯出來，分享讀者。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半禿的頭，一襲淺色西裝（可能是有點褪色），矮胖的身體邁著大步去趕公共汽車時的背影。每次看到這個背影，我心中無端地湧起一陣酸楚。「像他這種身分，有輛三輪車代步也是應該的」，我自忖著。（當時台北尚有三輪車）黎老師算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但他那種不肯隨俗沉浮的個性，盡其在我的工作態度，助人不欲人知的愛心，使後之從事教育工作者興起見賢思齊的勇氣。
有一次我把法文課教過的 Vieille chanson de jeune temps 譯成中文，倖獲編輯先生的青睞，刊登在「野風」上，「雨果原作，虹霓試譯」，我對於自己的名字能與大文豪並列刊出現在讀者面前，沾沾自喜。下課鈴一響，我一個箭步，擋住急忙要離開教室的黎老師。他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不禁一愣。我說：「我把您在法文課教我們的這首詩譯成中文了，請黎教授指正。」他不看我手中的野風反而抬頭端詳我，好像要看清你是何許人也似的。我開始後悔我的孟浪。好在這時對此突來的「人與事」，黎老師已反應過來。他就站在走廊上，把我的譯詩從頭讀到尾，「我只會解釋，你卻把它翻譯出來了，不壞，不壞！」他走了。換上別人，會認為他那種似笑非笑的表情是帶有譏諷味的，但知師莫如學生，我知道這是他慣常的表情。我只是埋怨他的吝嗇，何不改說「很好，很好」呢？我們可以由此瞭解黎教授的不輕易讚許人，以及他對翻譯要求的嚴格。說實話，我的法文太差，中文功力也不足。可是在翻譯這首「年輕時的古戀歌」時，我幾乎每一個字都重查字典，譯詩中力求其長短之整齊，原詩有韻腳的地方，譯詩也押上韻。我這種嘔心瀝血，一絲不苟的翻譯態度，自信無愧於黎教授的弟子。
黎教授對翻譯的看法是：比創作還難。他奉以自勉的標準是：第一要忠實，第二要明白，第三要美雅。他自謙地說第一第二勉強可做到，第三點可望不可及。黎教授翻譯時喜歡直譯。我想這與他的做人態度有關。據我分析：他直譯：一是對原作者的忠實。他不牽強附會地歪曲原作，也不加油添醋地使「原味」盡失。二是對讀者的尊重。原作者一個含意豐富的字，甚至一語雙關的字，假如被譯者「譯死了」一一固定了意思，那麼如何能激發讀者的想像力？使讀者有「再創造」的樂趣呢？當然，因為兩種語言的差異，直譯也有顧慮。其一，恐直譯後，原意不明。其二，直譯的中文易於歐化。黎教授的中法文素養俱臻圓熟之境，可免此顧慮。他二十多歲留法時，兼任申報記者，可見其中文根基已奠定，足可抗拒歐化。黎教授常津津樂道，他留法時是從小學讀起，而中學，而大學，最後巴黎大學研究院的文學碩士。這又可見其法文之踏實。黎教授對於一些對法國的人文地誌毫無概念，而逐字把法文換成中文的人深惡痛絕。有一次他面帶不屑之色告訴我們，有一個「學人」（他在激動時仍不失其厚道，不願指名道姓），竟然把 Notre Dame de Paris 譯成「巴黎我們的母親！」（本是指巴黎聖母院）。
黎教授的譯作，除了傳誦最廣的「冰島漁夫」（羅逖著）外，有斯湯達爾的「紅與黑」，巴爾札克的「鄉下醫生」，莫泊桑的「脂肪球」與「兩兄弟」，梭維斯特的「屋頂間的哲學家」（據我推測，黎老師偏愛此書）等十四種，及「法國短篇小說選」（包括左拉，卡繆等三十多位名作家作品）。可惜有的已絕版。
黎教授是湖南湘潭人，民前八年生，民國六十一年逝世。黎師母許粵華女士，整理上述書中保有版權的十種，連同黎教授的遺著「法國文學巡禮」，交由志文出版社印成「烈文叢書」問世。
現在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大都能讀英美文原作，但通法文者百不得一，是故有賴於法文翻譯者更甚。讀者可能會發現時下部分所讀法文翻譯，其實是從英文，甚至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而原譯者可能對法文一竅不通。時至今天，無論從質或從量來評估，黎教授在法文翻譯界尚無出其右者。他的文筆優美簡潔，譯述範圍極廣，幾乎包括十八、十九及二十世紀初的法國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的各名家作品。我們可以從他的譯作中，一窺法國文學廟堂之神奇奧妙。黎教授不是個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但其為學的實事求是，譯述的嚴謹不苟，給後學者樹立了一個可貴的典範。
「丹桂飄香又中秋」，欣逢一年一度的教師節，緬懷師恩，僅以此文，表達深切的懷念。
原刊於《台灣新聞報》1977年10月4日
PS. 感謝洪行敏女士、曹永洋先生（新潮文庫的前主編）、林靖邦先生協助本書出版，並授權電子檔轉載。
轉載自作者回憶錄《臺大與我：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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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黎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