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鄭培凱：懷念英千里老師

 

作者：鄭培凱

 

 

他是《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的兒子，也是著名演員英若誠的父親，而在這裡，他是臺灣大學六十年代外文系同學眼中的英千里老師，是一個背井離鄉、煢煢孓立的旅人，是風度翩翩、智慧博學的講授英國浪漫詩歌的教授，是視死如歸的志士仁人，也是謙和的基督徒。總之，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生命。

 

懷念英千里老師

 

 

回憶青少年時期的師長，翻開記憶深層的殘餘，很像進行偵探工作，打開了封存幾十年的檔案夾，發現其中只有寥寥幾頁資料，而且筆跡已經模模糊糊，因歲月的磨蝕而褪了色。我不禁想像，自己若是倫敦的福爾摩斯或巴黎的馬格磊探長，會不會拿到燈下仔細瞧瞧，從中探索出一些蛛絲馬跡，或許還可以找到自己年輕時候的蹤影。記憶的深層像幽暗的海溝，遊過一些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的海洋生物，還有不時纏繞在足踝的海草，把你拖向冥漠的深淵，分不清真實與虛幻，分不清眼前浮現的影像，究竟是過去的魂靈，還是自己思念的糾纏。

 

十多年前，想寫一篇紀念恩師英千里的文章，找了些資料，向當年同班同學發了電郵，立了個檔案夾，文章卻一直沒寫。最近翻出來整理，發現有些材料糾纏不清，令人懷疑，有些卻記錄了同學們深沉的懷念，可算是我們六十年代台大外文系的集體回憶。有位同學喬伊絲（Joyce）是外交官子女，讀到“大二”就去了美國，卻一直和我們保持密切聯繫。或許是她只在台大讀了一年書，記憶就特別深刻：

誰會忘記英千里這樣的老師呢？在短短的一年中，我們真是幸運，有他作為我們的老師與院長。是他把我們引向了西方文學世界的根源：希臘神話與《聖經》……我也永遠忘不了我們私下談論他的生平片段。我現在回想，他在日本侵華時期坐牢，受過多少折磨與痛苦，在臺灣離鄉背井，遠離家人，是多麼孤寂。我們父母那一輩，都遭到類似的痛苦命運，遙望家鄉，到死都無法葉落歸根。我聽說英千里有個兒子是著名的演員……我來到美國以後，每次在報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他父親孤孤零零一個人生活在臺灣，每年面對一百多個新生，給他們講宙斯、維納斯、赫丘利斯、亞當與夏娃、肯恩、亞伯拉罕……我們就在教室聽得入神，聽那些上古世界的故事及苦難，如真如幻。他從來沒說過自己經歷的苦難，我們是如此的幼稚，如此無知！你寫文章紀念我們愛戴的英老師，一定要寄給大家分享，別忘了。

 

還有一位後來在紐約當了律師的同學說：

我們敬愛的英千里老師，給我們上西洋文學入門，讓我從希臘神話中深刻認識到西方世界的愛恨情仇。還有他的翩翩風度，顯示了我們身上缺乏的涵養，那是他西方學養與生活經驗的積澱。

 

有一位後來成為教育心理學教授的同學說： 

 

提到英千里老師，當年我選修他的“希臘羅馬神話”，在文學院大教室裡，只見他搖頭晃腦、雙手比畫，像說書的，娓娓道來，有滋有味!“話說××女神，當年如何如何……”我們在台下聽得如醉如癡。沒想到三十多年來我教心理學，許多典故都源自mythology，如:“Oedipus Complex”，“Electra Conflict”，“Narcissism”……每上到這兒，我就也說一遍這些古老神話故事，我的學生們似乎也聽得如癡如“夢”!

 

一位在美國教比較文學的同學，大概總是關心中西文化比較，就說：

我記得“大一”修英千里老師的“西洋文學概論”，他強調：“中國人最重視倫理，而西洋人重視的是宗教。這從‘國罵’和‘洋罵’之差別可見一斑。中國人罵×你娘，×你祖宗八代，你一定會跟他拼命。外國人要是罵你Go to hell，中國人就不會感覺那麼痛，甚至會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菩薩精神。反之，你若罵西洋人Go to hell，他可能會揍你。但你罵他×你祖宗八代，他會覺得不痛不癢，心想：‘那幹我什麼事？’幽默的人甚至可能會說Be my guest！”

 

留在台大外文系任教的高天恩後來告訴我：

 

記得那時英千里老師還是系主任，但系務都任由助教們處理。也記得後來參加了他的告別式，但忘了是在哪個教堂，印象最深的倒是王文興及林耀福等年輕講師個個西裝筆挺。當時他們頂多三十來歲，如今都已年過七十，從台大退休了。……英千里之子是英若誠先生，曾在大陸翻譯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並主演該劇，十幾年前在臺北國家劇院的貴賓席上看到他的身影，驀然想起英千里老師的點點滴滴，我便趨前向他致意，談到英師若干細節，若誠先生原本木然的臉漸漸浮現了感動的表情。可惜他也過世多年。

 

點點滴滴，都是追憶，也都是滿懷深情的感恩。

 

上臺大外文系的時候，我還讀過一整個學期的“英國浪漫詩”，授課的老師也是英千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說到英文領域的泰斗人物，一是台大的英千里，另一位則是台師大的梁實秋。當時坊間通行的英漢詞典，也順應學術名家的效應，一本是英千里主編，另一本是梁實秋主編，成了我們學習英文的主要工具書。那年我剛進台大，有一門外文系必修課是“西洋文學概論”，主要是講希臘羅馬文學，由英千里自己執教，大概是特別重視西方文化古典傳統的基本知識，要讓每一個同學都熟悉荷馬史詩的世界，知道海倫之美可以傾國傾城；阿喀琉斯刀槍不入，只有腳跟是致命的弱點；知道木馬屠城的緣由，以及奧德修斯在海上漂流了二十年的歷險故事。英老師講起古希臘神話，著眼於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講得眉飛色舞，十分動聽。他講課的方式比較特殊，雖是英語為主，卻中英夾雜，一會兒英語，一會兒中文，英語是標準的“國王英語”（King’s English），中文則是標準的京片子。從學長那裡知道，英老師一九一三年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就隨比利時神父雷鳴遠到歐洲去求學，一九二四年從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至少通曉五種外語，英、法、西班牙、拉丁、希臘。上課只用中英兩種語言，是考慮到我們的程度，怕使用了有如天書的古希臘文，會嚇到剛入學的新人。

 

 

英老師的希臘羅馬文學是入門課，講述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給我們填補西方孩童熟知的知識典故。我從小喜歡閱讀荷馬史詩故事，覺得這門課稀鬆平常，沒花什麼功夫，只覺得英老師聲音好聽，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像在上一門吟誦課。那麼，怎麼會在“大一”那年，又去旁聽了一門英老師為高年級學長開的“英國浪漫詩”呢？說起來，就有故事了。

 

剛進大學，有高年級的學長來幫忙輔導，怕我們人生地不熟，萬一觸犯校規，或是選課出了問題，耽誤了學習。輔導我的是位學姐N，身材高挑，性格開朗，雖然容貌並不特別出眾，但充滿了青春活力，在學校也是個風頭人物。她對我非常好，從選課到日常生活，參加什麼社團，如何應付系裡的功課，照顧得體貼周到，就像我的大姐姐一樣。有一天，她問我可不可以代她去上一門課，把上課筆記抄給她，讓她有時間去陪男朋友。幫師姐上高年級的課，我的自我感覺良好，便說可以啊，是什麼課？結果就是，聽了一學期英老師的“英國浪漫詩”。

 

英老師教浪漫詩，完全用傳統教學法，就是上課念詩，好像古代私塾先生吟誦古詩那樣，一首一首念下來。好在他還夾雜著中文的講解，分析英詩格律與詩歌用詞的特殊性，偶爾還說說英國文人的掌故與軼事，增加不少趣味。他用的課本是一本厚厚的Major English Romantic Poets，主要是五位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拜倫、雪萊、濟慈，好像也有布萊克與彭斯，因為我記得他講過這兩位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講湖濱詩人通過詩歌寫作，回歸大自然的體會，有點像中國道家的自然觀，是天人合一的心靈純淨。好像大半個學期都在讀華茲華斯，誦讀“Tintern Abbey”“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不說，還介紹了華茲華斯自傳體的長詩《序曲》（The Prelude）。讓我感到奇怪的是，英老師上課從來不講基督教與英詩的關係，即使講到詩句中有上帝感召的段落，也只是一言半語帶過，從來不加以發揮。英老師不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嗎？他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嗎？為什麼講華茲華斯，從來不提基督教心靈昇華與詩歌創作的關係呢？

 

英老師上課講詩，最好聽的是吟誦柯勒律治的《古舟子歌》與《忽必烈汗》，好像古代巫師或喇嘛誦經那樣，讓人感到是天外傳來的籟聲，可以體會到浪漫詩悅耳的韻味。他特別告訴我們，“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中的ancient一詞，不是“古代”的意思，而是古英文的“老”（old），所以不該譯成“古舟子歌”，應該是“老船夫之歌”。

 

上完一學期課，把筆記交給師姐，從此再也沒見過她。也不知道她浪漫的經歷是否完滿，是否有了浪漫的結果，倒是讓我因緣際會，好好認識了英國浪漫詩。

 

英老師身體羸弱，講課卻很認真，中氣雖然稍顯不足，聲音倒是挺大的，而且其上流社會的倫敦腔，咬字清晰，十分動聽。老師上課的時候，乘坐一輛私家三輪車而來，穿一身筆挺而稍微老舊的西裝，打著領帶，有點沒落貴族的派頭，對我們這些大學青年倒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在課堂上講荷馬史詩的特洛伊戰爭，娓娓道來，就像老人家給孫輩講傳說故事一樣。講浪漫詩，念得抑揚頓挫，讓我們從他吟誦的音感中，多少體會了英詩的韻律美感。他講課的時候有個極為特殊的動作，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記得清清楚楚，歷歷在目。就是他講書講了一段之後，或許是因為口唇乾澀，會伸出舌頭，從左邊嘴角舔到右邊嘴角，一堂課會重複舔舐幾遍。我坐在下面聽課，有時會走神，就覺得老師這個動作十分可愛，有點童趣，讓人聯想到愛因斯坦吐舌頭那張照片。 

 

學長告訴我們，英老師是滿族，家裡信天主教，父親英斂之創辦《大公報》，是創社社長兼總編輯。英老師從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返國協助父親創立了輔仁大學，終身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是很偉大的教育家。我們還聽說，英老師在抗戰期間利用輔仁大學從事地下工作，兩次被日寇逮捕，坐了三年苦牢，屢遭嚴刑拷打，一直到抗戰勝利才放出來，身體受到極大摧殘，落下了嚴重的胃潰瘍，以致晚年病魔纏身。我上大學的前一年他才辭去了輔仁大學副校長一職，“大二”的時候辭去了台大外文系系主任職務，卻堅持教課，我就是在他晚年剛辭去輔仁大學的工作，還擔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時候，上了他的兩門課，也算是忝居門下了。

 

老師身體不好，背軀佝僂著，行動起來有點顫顫巍巍的，總有助教在一旁服侍。看他上課雖然談笑風生，卻總是舔舐著嘴角，似乎在掩飾身體的不適，我們都靜靜聽課，不忍心問他問題，怕拖長了上課的時間，徒增他已經難以支撐的勞累。每次看到他瘦弱的身軀慢慢離開講堂，好像有一道歲月的魅影拖在身後，我就感到歷史的無情，讓這樣一位文化教育的聖徒，遠離故鄉北平的妻兒，孤孤單單地生活在台大教員宿舍，也就從來不敢私下請益，不忍去打攪老人家清淨的生活。後來在波士頓認識師姐韓拱辰，知道她是英老師的義女，從小給老師帶來許多歡樂，打破了老年病魔纏身的孤寂，才稍感釋然。

 

韓師姐告訴我一些英老師遭日寇逮捕的獄中經歷，更讓我感到老師的人格崇高，並且通達世情，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後來她寫成懷念文章，仔細記載英老師告訴她第一次被捕坐牢的三項心得：第一，發現同志受害，都是遭到變節同志的出賣，就堅信做人是最重要的，“人格”第一，至於“學問”“才幹”都是次要的。第二，偽警大多數良心未泯，多為環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給日本人當差。第三，從事地下工作，萬一被捕，需先準備一套無害于同志的話，表示“坦白承認”，千萬不可先閉口不說，受刑之後再供認，即使你全說了實話，審問者還是不信。然而，有了坐牢的心得，並不能免除他一九四二年三月再次被捕。日本人對他不再客氣，嚴刑拷打，要他交代華北地下工作的情況。英老師說：“我在十分痛苦時，一心想著國家民族重於一切，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這樣只要咬緊牙關，忍受五分鐘，便會痛極而暈厥，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來，他們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視死如歸，受痛而昏暈，他們終究從我一無所得。”

 

英老師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志節高操，很有古代仁人志士的風範，就像文天祥臨刑前在衣帶裡寫的自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我更覺得這與他信仰天主教有關，把國家民族的命運與上帝點化的真理結合起來，才有如此強大的道德力量。他再次被捕，輔仁大學師生二十六人被送入集中營，有學生後來追憶：“在審訊過程中，日軍對他們棒打、腳踢、皮鞭抽、灌涼水、灌辣椒水、雙臂吊起來打、用火筷燒、上夾板、電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釘竹簽等等，慘不忍睹。張懷教授和英老師多次因受刑暈死過去。”有學生在英老師晚年的時候，要為他寫傳，他都一口謝絕，總是說，他一無所成，沒有什麼值得記述的。韓師姐一九六五年在美讀書時，也曾有過這個想法，英老師回信卻說：“I suggest that you’d better forget it,or at least postpone it to some future date.I feel very proud and touched by your good opinion of me;but I am sob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ere has been nothing in my life remarkable or striking enough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a ‘general reader’.”（我建議你最好打消這個念頭，或者將來再說吧。對於你的好意，我既驕傲又感動，但是，我頭腦還很清楚，知道我這一生沒有什麼非凡出眾或轟轟烈烈的事蹟，可以讓一般讀者感興趣。）我就想，英老師的涵養已經超凡入聖了，如此的溫良恭儉讓，如此的謙卑和遜，絕對可以媲美天主教的聖徒。假如英老師的一生，還沒有“非凡出眾”（remarkable）與“轟轟烈烈”（striking）的事蹟，不值得我們著書立傳，還有什麼人有資格出書寫傳的？

我想，我是十分懷念英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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