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特‧蕭邦 (Kate Chopin)（1851-1904）可說是美國最早的女性主義作家，她生長在美國的南方大城聖路易市，她於1870年與奧斯卡‧蕭邦結婚，婚後曾定居於紐奧良及聖路易西安那州，這些地區富含多元種族文化，如加勒比海裔、法裔、西班牙裔、加裔、及非裔等族群，凱特‧蕭邦善於將這些具有多元特色的人物寫進她前二個小說集裡，她擅於刻畫人物，生動的筆調讓她一舉成名，形成她富有南方特色的寫作風格。凱特‧蕭邦之所以走上寫作之路，與她婚後第12年先生驟逝有關，她當時必須獨立撫養六個小孩，生活上的獨立使她特別關注女性的議題。她師法歐洲寫實主義大師莫泊桑及自然主義大師左拉的寫作技巧，她信奉文學應忠實反應人生的信念，以便能揭露生命中最為醜陋的真相。她更擅長描繪女性真實的性意識，但這也使她的第三本小說《覺醒》(The Awakening)（1899）受到主流文壇仍然保守風氣的箝制而不得出版，凱特‧蕭邦也從此封筆，至她過世為止，她具有女性獨立意識的文采終不被世人所完整見識。該小說遲至1976年才終於問世，文壇至該時也才推崇凱特‧蕭邦為美國現代文學第一位女性主義作家。

        〈一個小時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Hour”)寫於1894年，小說篇幅很短，故事情節也很簡單，年輕的馬勒夫人有一天由丈夫的朋友透露她丈夫旅外遭逢火車互撞意外，名列身故者名單之上，她在震驚之餘把自己關在樓上的房間裡，眼淚止住後，看著窗外正萌芽的樹木，她的內心開始浮現一股奇怪的快樂(monstrous joy)，因為她突然覺醒未來的日子裡，不會再有人強加其意志（即使是善意也好）於她身上了。雖然她對已故的丈夫仍感愛意，但此時都比不上她正漸漸擁有的自我肯定(this possession of self-assertion)來得吸引她，終於她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解放感，「自由」二字從她嘴角脫口而出，自己一人在房內發出類似歇斯底里的吼叫聲，驚動她妹妹前去關切，最後她同意走出房間，二人走下樓梯時，前門有人正用鑰匙開門，結果正是馬勒先生，原來他因故未搭上火車，也不知道有重大事故發生，此時，在馬勒夫人的驚叫聲中、在報信友人趕緊遮住馬勒先生的身影當下，馬勒夫人心臟病發而身亡。

        由於全知的敘述者稍早對馬勒夫人心情的轉折的透析，使得讀者知道原來馬勒夫人對於自己的婚姻狀態並非如她自己及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理所當然，首先她突如其來地在所謂悲傷的情緒當中，開始注意到窗外樹頂的姿態：the tops of trees that were all aquiver with the new spring life. 除了時序上讓讀者知道是春天時分，也藉由春天的意象暗示大自然充滿新希望的遠景，以便呼應接下來女主角將也對自己新生活充滿新希望的憧憬。果不其然，文本用了一整段篇幅專門描寫樹頂的新葉、春天空氣中雨的氣味、街上有人在叫賣、遠處有人在高歌、及在屋簷嘰嘰喳喳的麻雀叫聲，這些看似與主要情節無關的描寫，其實就是在鋪陳大自然中及人的環境裡充滿活力及救贖的力量，這些也是女主角將要展開新生活的動力來源，不過，當她望著窗外的天空，她剛開始其實是腦袋空空的：It was not a glance of reflection, but rather indicated a suspension of intelligent thought.直到一股莫名的情緒It was too subtle and elusive to name. 漸漸湧向她，這股情緒很明顯地是由外而來的：She felt it, creeping out of the sky, reaching toward her through the sounds, the scents, the color that filled the air.至此我們才能確認前面她所注意到外界的生命進行與她即將產生的覺醒原來是息息相關的。

        她的覺醒主要是她感受到再度獲得自由，自由的動力之大，連她都無法以意志力控制它：a little whispered word escaped her slighted parted lips.這句描寫栩栩如生，好似這個字自己有了生命，不受拘束地從她自己的嘴巴冒了出來。相較於這股新生的解放感，她體會到以往在婚姻生活裡，所謂兩人的親密關係其實才是她受到壓制的原因，因為她領悟到There would be no powerful will bending her in that blind persistence with which men and women believe they have a right to impose a private will upon a fellow creature. 這一句描寫道盡夫妻、情侶之間一方面要兩人合一的親密、一方面還想保有個人完整性的兩難。馬勒夫人的體會此時更跨大一步，她靈機一動體會到伴侶間這種想要兩人看似齊心、應屬善意的舉動，在強加至對方身上時，就有可能變成一樁罪行：A kind intention or a cruel intention made the act seem no less a crime as she looked upon it in that brief moment of illumination.這可以說是作者對親密關係最為冷眼的批判。

        馬勒夫人兀自享受這股新生的解放感及領悟，小說生動地描寫她頓悟前後的天壤之別：She breathed a quick prayer that life might be long. It was only yesterday she had thought with a shudder that life might be long. 昨日之前的她仍處婚姻狀態，也就是兩人欲以己之意志強加至對方身上的狀態裡，生命其實是沒有活力可言的，所以她一想起未來的婚姻生活的實況，其實是不被期待的；如今，因為可以擺脫如此看似溫柔的束縛，今後的生活反而充滿了無限的可能而值得令人期待。

        女主角完成了此石破天驚的領悟後，小說描寫她下樓的姿態不自覺像是勝利女神一般，There was a feverish triumph in her eyes, and she carried herself unwittingly like a goddess of Victory.在這裡可以說是小說的高潮，只是故事剩下二段的篇幅，整個情節直轉急下，故事的結尾極度地反諷，這是因為故事的「最後說辭」(last words，也是「蓋棺論定」的意思)給了男性的醫生，醫生宣告她的死因──她因承受不起突如其來再見親人的激動，而誘發心臟病身亡：they said she had died of heart disease—of joy that kills. 這個說法明顯地服膺父權社會的期待，也就是說，妻子對待丈夫只有一種態度，她只能愛戀、仰望、依賴丈夫，男性醫生將客觀的病理現象強加附會至人類不平等的社會主流價值，這讓我們想到稍早女主角的領悟，也就是說，這其實就是一種罪行，深究其實，女主角可說死了二次，一次死於心臟衰竭，第二次死於父權的謀殺，她只能以思慕丈夫之姿入殮，所有之前她曾得至的覺醒全給消音了。最後我們終於可以理解到小說標題的意義：她只真正活了一個小時，也就是在她得知丈夫意外身亡與丈夫再度突然現身之間的一個小時。

        凱特‧蕭邦在這篇短篇小說裡已充分展現她的個人寫作風格──即對日常生活裡細微、甚至瑣碎細節的注意，對複雜的社會禮節帶給個人的衝擊這個主題特別關心，她敢於描寫女性關於性自主的要求與渴望，此外，她在本短篇小說的結尾更展現敘述上疏離的態度──也就是說，她不做過多的詮釋，也不明講作者的真正立場，此舉主要的目的在於釋放給讀者自己詮釋文本的自由度，這可以說是與她寫作同時代（在英國便是維多利亞時期）流行的全知觀點──全知的敘述者上天下地、無所不知、無所不評論──的寫作方式大為不同，更可以說是她小說（特別是她《覺醒》這一部作品）最令人著稱的前衛的寫作風格。

凱特‧蕭邦的作品以其具有美國南方色彩著稱，她可說開啟她之後的美國南方文學大家如歐康娜(Flannery O’Connor)、田納西‧威廉絲、及福克納的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她的寫實主義色彩也讓她的作品成就可與同時代歐陸的文學大家如易卜生、蕭伯納、福樓拜、亨利‧詹姆士、及華頓(Edith Wharton)這些擅於描寫女性議題的作家們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她可說領導二十世紀新一波的女性主義作家如吳爾芙、萊辛(Doris Lessing)致力探討女性意識及議題的先鋒。她的主要著作《覺醒》雖然塵封七十多年，到了美國婦解運動的高潮──七0年代──它被重新發現，一躍成為早期美國女性主義的經典之作，早五年完成的〈一個小時的故事〉已具有這部經典之作的雛形，我們可於這不需花到一小時就可讀完的短篇小說裡，親炙到一個纖細但犀利的女性靈魂，並可回顧女性於歷史當中爭取自我權利篳路藍縷的艱辛過程，這中間約一百年的歷程，的確令生活在二十一世紀今日的女女男男仍有借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