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界的評論
在我當系主任時，顏元叔對我的改革有一個地方很不滿意，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我，這封信我保存了很久，不過現在不曉得到那裡去了。我當時改革英國文學史的教學，還沒有把它變成十二個學分之前，六個學分當然不夠，文學作品頂多念到浪漫時期(Romantic Period)，其他怎麼辦呢？我就在課程裡排上維多利亞時代、二十世紀 英國文學的選修課，很多學生卻偷懶不去選。顏元叔認為一定要改成必修課程：怎麼英文系的學生念到畢業只念到浪漫時期就算了？我也有點受到他的影響。當然我的改革也不是一蹴可幾的。後來在教育部召開三、四年一次的課程改革會議中，才把英國文學史改成十二個學分。
我也聽到有些反對及反彈的聲浪，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教授當面來跟我談問題，也沒有有組織的反對。一般的批評就是說文學的成份太多了，外文系的學生很多是來念英文的，不是念文學的。我那時有一個信念，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放棄；英文真要念好，一定要有文學的基礎。我認為我們中學裡的英文訓練是不夠的，所以在大學裡一定要加以補充。
上課上了這麼多年，我也知道有很多學生的興趣根本不是在文學方面。念文學既不是他們的興趣，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我後來覺得應該設計兩套課程：一套是真正針對對文學有興趣的人，一套是針對想把英文念好的人。
(五)接任文學院院長
我做系主任其實做得很瀟灑，該玩的時候還是照樣玩，我是一個政策訂了之後就慢慢地做，不是隨時盯著。我想錢思亮校長和沈剛伯院長對我主持外文系三年也有所觀察，因此才會想到找我做院長。
沈剛伯擔任文學院院長有十五、六年之久，因為身體不好請辭。錢思亮校長那時在醫院裡休養，就把我找去，在病房裡跟我談接任文學院院長的事。我這話後來在很多場合都講過：「台大是全國第一學府，文學院又是第一院，我們應該由中文系或歷史系的資深老師來做院長才對。」錢思亮說：「你的話很對，所以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請沈先生做院長，但是現在你看歷史系、中文系裡頭，聲望沒有一個能跟沈院長比的，而我們學校現在要國際化，來往的客人又多，出國考察的機會也多，所以我認為聘請一個外文好、年紀輕的人來做院長比較好。」 當然錢思亮的話比我現在說的漂亮多了，而且他又躺在醫院裡，令我不好當面婉拒。他接著又說：「你回去考慮一下。」我回來考慮，也跟幾個朋友商量，我的朋友多半是外文系的，他們認為：「外文系的教授做院長是破天荒的事，為甚麼不做？文學院的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第三天我就到醫院去看錢校長，對他說：「我答應。」他說：「謝 謝！謝謝！」因為他選了很久、等了很久了，日子大概也很緊迫，所以 他很高興。那是一九六九年，一直做到一九七五年。
我當院長之初還兼了半年外文系的系主任，我本來馬上請顏元叔接系主任的，但是他要考慮，所以沒有馬上推薦他。等他考慮成熟。願意接了，我就往上報。至於為甚麼要花上半年的時間考慮，那就要問顏先生了，也許他對行政工作不一定很喜歡。比如說，在我院長任期到了之後，我一再問他要不要做院長，而且我從校長方面得到的訊息是應該沒有太大的阻礙，可是他一再說要考慮。據我所知，他還跟 他父親商量過，他父親也贊成接。可是後來有一天他跑來說：「朱先生， 我決定了，你趕快找別人，不必考慮我了。我院長退職的時候是做滿六年的，顏先生因為遲了半年才接外文系系主任，應該還可以做半年，也就是說做滿兩任。但是他一定要跟我一起退，就這樣他的系主任只做了五年半。有一次夏志清大概回來參加甚麼會，我們在一起談天， 他不知怎麼想到以「朱顏改」來形容我們兩人卸任，這當然是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颜改」來的，真是很有意思。
我接院長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學院各系的圖書館合併為文學院圖書館。原因很簡單，外文系班上的學生私下跟我談過，他們對中國文學有興趣，但是到中文系借書很不方便；也有少數中文系的學 生對英美文學有興趣，到外文系來借書也不方便。
我接文學院院長的時候，剛好考古系自己成立了一個館，統統搬了出去，他們的圖書館也搬了出去，空出很多房間。我就趁此機會把一部分的房間分配給各系做教授研究室——那時教授有研究室的很少，真是非常奇怪的現象，大家都是上完課就走，沒有聽說有人在那 裡默默作研究的。樓下兩間最大的房間打通了變成文學院圖書館。這是我上任第一件做得比較大的事情。
我其實還想做一件事情，但沒有成功。也許因為我在美國受教育的緣故，我認為在圖書館工作的人，應該自己先有一套學問，再加上圖書館的專業訓練，才來做圖書館的工作。而我們的情形是中學畢業就念圖書館系，差不多都是做實務，沒有甚麼專門的學問，在圖書館沒有辦法做reference librarian，協助研究或研習。因此我就去找圖書館系系主任賴永祥，請他計畫，三年也好，五年也好，看看怎樣把大學部的圖書館系提升，同時趕緊成立圖書館研究所。不過他不久之後就離開台大，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做事，接任的周駿富先生也是一個保守派，他們兩個都這麼對我說：圖書館系出來的人才，出路還很好，市場有這種需要，當然辩研究所也需要，但是不能夠代替圖書館系。 圖書館研究所甚麼時候成立的，我也不太記得了。我想把圖書館教育 方式的層次提高這件事沒有辦成，後來研究所是成立了，但是跟我原先的構想不一樣。
此外，錢思亮校長跟我談過，要成立一個藝術系或藝術史系，我為了這件事情還特別到香港中文大學，因為中文大學有一個特別的圖書館，專門收藏美術品。我本來想請人回來規劃，對方也表示有興趣，可是後來卻不了了之，主要是歷史系反對，中文系的屈萬里更是強烈 反對容納沒有教授資格的藝術人士。如果成立藝術史研究所，錢思亮的意思是把故宮博物院的那些專家請來教書。結果折衷把藝術史的課 程放在歷史研究所裡面。我聽說台大研究藝術史的畢業生有好幾個到 美國念博士，而且很出色，有的留在那裡，也有少數回來台灣。
（六）提倡比較文學
我兩次留學有一個感觸，深覺自己中文底子沒有打好。我在學校正式念的中文，沒有超過大一國文。我覺得如果中文底子好的話，也許做學問的範圍可以廣一點或深一點。我的意思是：我雖然沒有喪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或者說我認為自己仍保有中國人的精神，但是因為國學根基不好，我寫出來的東西好像看不出很顯著的中國人的人文氣息。
我跟顏元叔兩個人就這個問題談過，如果在台灣發展比較文學的話，我們希望得到兩個結果：一個就是讓外文系的人多念中國文學，另一個就是讓中文系的人多注意外國文學。中文系當年還很封閉，只有葉慶炳一個人來跟我們合作，這還引起中文系的批評。他們覺得中國文學已經那麼浩大、那麼精深了，還搞甚麼外國文學。
我覺得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文化或文學也很重要。我們的翻譯事業不發達，不像日本，在日本很多做比較文學的人英文不行，而是靠翻譯，就像大陸的比較文學，中文系做的多是靠翻譯。我們如果能夠有更多人能夠通過原文來從事比較研究，不是更好嗎？在英文系，除非你教的是英文，如果要在文學上有所成就的話，多少得回歸到中國文學。有幾個能像林語堂那樣用英文寫書，在外國爭取市場？這種例子是很少的，最後還是要用中文的。
很多中文系的老師或學生，不但不涉獵外國文學，而且根本對外國文學沒有興趣，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損失。當時我和顏先生兩人研究這個問題，就是希望藉著設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學會來打開風氣，結果目的好像沒有怎樣達到。
我做院長的時候，覺得各校與各校之間一點聯繫都沒有，除了基於私誼碰到談談之外，我覺得大家還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後來我做了淡江副校長，就發起各個英、外文系系主任的聯誼會，剛開始時大家很熱中，一年舉行一次，後來改成兩年舉行一次。現在每兩年辦一次英美文學研討會，等於代替了原有的聯誼會，也更學術性了。
比較文學方面，我只到國外開過一次會，好像是在一九八三年跟顏元叔、李達三、黃美序去紐約參加一個大會(印象中侯健也去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國外遇到中共的代表。我在國外並沒有發表論文。 我那篇談國內比較文學的發展及《淡江評論》演變的文章，是發表在國內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的會刊。我那時是會長，第一 屆開會的時候(一九七一年)，我以會長的身分發表了一篇演講，第二屆(一九七五年)也是。
(七) 設立台大比較文學博士班
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的時候，我跟顏元叔的感覺是我們英美文學方面的學者，有博士學位的人數實在太少，與其勉強辦一個英美文學博士班，還不如得到中文系的幫助，成立一個比較強的比較文學博士班。
我跟顏元叔、李達三，以及那時剛回來的胡耀恆和葉維廉原則性交換過意見，就沒有太插手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的事。博士班是在一九七O年成立的，那時我已經是文學院院長，因為那是外文研究所的事，所以都是顏元叔在辦。
當初我們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其實也有點擔心，像葉維廉、胡耀恆客座之後不久就走了，但是他們答應會回來。葉維廉隔了很多年才回來一次，胡耀恆很快就回來了。
有一年顏元叔要我開課，我說：「我能教甚麼呢？」他說：「你可以教比較小說。」我說：「我要重新來過，要準備很多功課，實在是吃不消，你饒了我吧！」所以雖然我是創始人之一，但是在博士班從來沒有教過課。
因為我是院長，比較文學博士班跟中文系的連繫，如果是書面的就要經過我，其他很多事情他們就直接找葉慶炳商量。顏元叔很尊重我，甚麼事情都來跟我商量，有時就在院長室找葉慶炳或林文月來商量。
有一次我跟葉慶炳到政大演講，是跟鬼故事有關的，在台北講了一次，還到中南部講了一次，那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比較文學。不過，一個中文系搭配一個外文系的，以這種方式開始也很自然。我們當初考慮師資的問題，不能像外國的比較文學課程，包含法文、德文或西班牙文，我們只有中國和西方。
因為是以中文系為主要的合作對象，而我們中文系說起來應該是 很不錯的，所以我們土產的博士很堅強。有一次我跟葉慶炳聊天，他說開始的時候，他是以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兩個系的合作，自己也教中國文學史，是希望有一天外文系能夠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