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親愛的尹仲容先生（上）
資料轉載自聯合報 2020-01-19
00:02 聯合報 / 沈珮君
你的部屬樂於和你共事，因為看得到效率和結果。葉萬安回憶，你們和某部會開完會，別人回去還在寫開會報告，你的部屬已把執行辦法送到該部會了，葉萬安豪情萬丈的說，這就是「尹仲容文化」……
親愛的尹先生，你在哪裡？
你不認識我，你去世時，我剛滿四歲。
我是紡織工之女。你當年屢屢被質疑「圖利他人」，我們家就是「他人」之一。你曾因「圖利他人」被告，但死不悔改，「只要合乎國家政策，只要對國家有利，在我職權範圍之內，我便負責的去做了」，說起來多像口號，但你真的腳踏實地，在一片罵聲中做了一堆事。我家受惠於你，國家因你開了大門大路。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前面有幾句話寫給讀者，他希望「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抱持「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唯其這種國民漸多，「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但是，此刻，我們卻連「國家」兩字都讓人百感交集，甚至不太確定我們的國名。而錢穆晚年尚且被趕出他的素書樓。
你已過世快六十年，沒有一兒一女在台灣，你不屬任何政黨，而我們至今仍在享用你留下的老本，台灣卻沒有多少人記得你，更不知道經濟奇蹟和你有關，甚至在聽到「亞洲四小龍」這個詞時，既沮喪又厭倦。早知如此，人生最後幾年，你會不會寧可多陪陪老母，而不要「忠勤盡瘁」（蔣介石頒贈給你的輓額）於國家？或者，你會更拚命，以替台灣搶時間？
「如人不盡其力，恐將有蹈海之日」這是你當年來台後自我惕厲並與友人共勉的話。你不浪費一分鐘，在病床上虛弱到連筆都拿不穩時，還在修改「紡織業內銷貼補外銷」的公文，送稿的祕書站在旁邊心痛萬分，不敢說話。你出殯時，當時台灣第一大報《聯合報》標題是「死得太傷人」。如此傷心。
國中時，我就在父親書架上看到《尹仲容年譜初稿》，厚厚的一本書，淺綠色封面，沈雲龍主編，張羣題的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名字，我不知道尹仲容是誰，當時我連「年譜」兩字都不甚了了。半世紀後，我才發現我的生命和你相關，而家裡那本書早已不見了，九十多歲的父親甚至不記得他曾有這本書。
父親年老失憶，但歷史不應失憶。
我父親是難民，十九歲和他叔叔逃離將淪入共黨之手的江蘇老家來台。他們出身農村，父母傾盡所有，給了他們五斤棉花，還有一籃雞蛋。瘦弱的叔叔來台不久即患肺結核，為了不拖累我父親，他絕食而死。父親直到進入紡織廠做工，才相信自己在這小島可以活下來了。我爸媽在紡織廠相識結婚，我們姊妹都出生在「彰化紗廠」宿舍，在紡織廠長大，紡織廠外都是稻田、蜻蜓、麻雀。
1963年，尹仲容去世，蔣介石頒贈「忠勤盡瘁」輓額。（圖／本報資料照片）
發展紡織業，聲淚俱下
我們是你1951年「代紡代織」政策受益人。1951年，國民平均所得官方紀錄是137美元（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說，其實不到100美元），台灣出口的幾乎都是農產及其加工品，沒有什麼工業。當時你是「生產管理委員會」副主委，力排眾議發展紡織業，利用美援棉花，加上日據時代及大陸拆遷來台的紡織機，幾乎不必再投入資金，既可滿足紡織品的內需巿場，省下的外匯也可再轉作其他工業或建設。
但是，發展紡織業初期，一片反彈，你奔走說明，激動時甚至聲淚俱下，極力捍衛政策，絕不父子騎驢。台灣在短短幾年增加十萬個工作機會，像我父母這樣貧無立錐之地的人，不必流浪了。母親第一個月薪水16.5元，剛好夠買第一雙鞋，她終於不必再打赤腳。
十萬個工作，幫助了十萬個家庭，還有他們的子子孫孫，影響了近百萬人的人生。而你不是只為台灣開創了紡織業，台灣第一個四年經建計畫，也是你做的。
你「圖利」太多人。1953年，你出任「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第二年就開辦了十六種新興工業，包括人造纖維、塑膠原料、煉油與飼料加工等等，台塑就是那年創辦的。你要開辦PVC廠，原本承諾投資的廠商臨陣反悔，那時，正好王永慶到工業委員會，想投資水泥廠，你說服他開辦PVC廠，並派化工專家嚴演存等人協助他進入這個陌生領域，這就是台塑前身。台塑在王永慶辛勤經營下，成為國際性企業，多項產品產能是世界第一，一度是台灣最大企業集團。
紡織業也沒有辜負你，兩三年即自給自足，十年之內，台灣紡織品從每年進口1000萬美元，變成出口6000萬美元，1965年，紡織品出口首度超過糖，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品，更在1975年開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台灣紡織業六十年來歷經幾番風雨，一度被當夕陽工業，但紡織業緊跟著科技蛻變，直到現在都仍是全球翹楚，是台灣之光。
部分紡織業者賺了錢，又再轉投資其他工商業，今日之裕隆、潤泰、遠東、新光、六和、台南幫等大企業，都是當年自紡織起家。
總統褒揚令讚你「竭慮殫精」、「好學深思」，這都是動詞，不是形容詞，你一生用功用心，總能提出有創意、有願景、可執行的策略，深獲省主席（後來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先生信任。1952年起，你即身兼多職，最多時在1954年擔任政務委員、經濟部長、中央信託局局長，同時是「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
你到台灣後第一個任職單位是「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積極任事，從常務委員立刻升為副主委，把一個「替中央機關看家」（嚴演存語）的單位，做成決定經濟戰略的大腦。你主持中信局、工業委員會，把它們都作成像「開發銀行」（前立委張九如舉例，譬如，新竹玻璃，從動機、設計、籌備到建廠，全由中信局辦理，完成即交民營。而水泥、人造纖維、塑膠原料等新事業，也都是你在工委會任內完成開辦建廠）。你為了激活民間力量，在陳誠推動「耕者有其田」時，將國營事業股票釋出給台灣地主，以換土地給農民，並讓地主可以投資事業，而四大國營事業轉民營。
1962年，尹仲容（中）和李國鼎（左）在機場迎接美國援華公署新任署長白慎士。五個月後，尹仲容即病逝。（圖／本報資料照片）
清白被誣，一年瘦了十幾公斤
你積極扶植民營事業，有人極不以為然，曾警告你「要留一口飯給外省人吃」，這些現在看來令人啼笑皆非的觀念，卻是你每日每事都必須一一去溝通辯論的。你行所當行，一般銀行「雨天收傘」，你卻毫不避嫌的挽救許多民間企業於瀕臨破產之際。但是，你做太多了，「九百九十九件的成功，抵不住一件事的失手」（周君亮語），一件呆帳讓你在國會殿堂被立委指控「圖利他人」，這就是知名的「揚子案」。
揚子公司貸款是軍工處請中信局協助，借了2800萬元，已還2000多萬，揚子僅欠本金19萬元，另欠利息及手續費240萬元，但有數千萬元廠房、機器及物料等作擔保抵押，中信局絕不致血本無歸，只因揚子負責人胡光麃是你朋友，立委自認抓到把柄，指控你瀆職，並指是政府遷台後「空前的大貪汙案」、「最大詐財案」，部分媒體標題聳動：「胡光麃可殺，尹仲容更可殺」。三天後，行政院長把你移送法辦。
你立刻辭職，辭呈無一字憤懣。辭職後兩個月，工商界聯名上書政府留人。你多年來身兼數職，但只拿一份薪水，連出差費都不支領，平日還要靠太太養雞貼補家用，辭職後毫無收入，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人要送你訴訟費，被你轟出門；有人要濟助你生活費，也被你攆走。
你為自己的清白打官司，一年多後終獲無罪定讞，但是，訴訟磨人，有一次，地方檢察官夜間傳訊，你走路到家時，已是凌晨兩點多，一口鮮血噴出喉嚨；在高院開辯論庭時，長達八個半小時，你必須站著。你一年瘦了十幾公斤。
被判無罪後半年，你復出，1957年，出任經安會委員兼祕書長。前兩年的官司纏身，不僅沒有讓你「學乖」，你反而更大刀闊斧，似乎想把那失去的兩年搶回來。1958年起，你又身兼三職，同時是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委、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委、台銀董事長，掌握美援、外貿、金融三項大權，人稱「經濟沙皇」。沙皇大可以「圖利自己」，但你始終是「圖利他人」，圖利國家，圖利天下人，至死為止。
只有威權時代才可能有這種「人治」，這是你以能力、操守和勤奮贏得的「特權」，而你沒有辜負這樣的信任，利用打通任督二脈的大權，掃除出口障礙，開放管制，簡化手續，十六個月內推出三波外匯改革，把當時近十項、至少三十多種極其混亂的外匯匯率，統一成單一匯率，台幣兌美元定在40:1的合理價位，這是翻天覆地的改革，這是威權時代才有的效率，我們實在不應歌頌。
1960年的外匯改革，是未來出口快速成長的基礎，那年出口僅為1.63億美元，改革後，1980年增至198億美元，二十年增加120倍，除了石油生產國，迄無任何國家破此紀錄。而且198億美元中，製造業產品占96.4%，這數字證明我們終於有工業了。自立自強，這是真正的獨立。
你復出後，尤重法治，積極修正不合時宜或妨害經濟發展的法規。你在五年內主導核定或協助擬訂的財經條例等法案，多達五十多種，這些都是後來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建設。
台灣工業之父，沒有一張股票
「台灣經濟領港人」，這是李國鼎在你去世後為你做的歷史定位，經濟學者王作榮則譽你為「台灣工業經濟之父」，王永慶稱你是「民營工業之父」。你開創了台灣工業，但是，直到去世，你手上沒有一張股票，沒有一棟自己的房子。
你去世後，《新生報》記者徐雪影懷念你有「四敢」：敢於負責，敢於改革，敢於認錯，敢於說話。你去世後三十年，辜振甫悼念你，說你「三不怕」：不怕圖利他人，不怕多做多錯，不怕丟烏紗帽。
你連周日都不休息。人稱「趙鐵頭」的前經濟部長趙耀東，三十幾歲時，即因經營紡織業有成，你每個周日都去找這個小夥子聊天，他建議你力拚外銷，你要他先做一件試試，趙耀東成功打開韓國巿場，這是台灣第一件有計畫外銷的案例，你信心大振，知道台灣的工業製品可以走向國際巿場了，大力推動出口。
開辦人造纖維廠也是出自趙耀東建議，你派他去美考察，他回來寫了設廠計畫書，後來交由民間承辦。這也是「圖利他人」。
你的部屬、前史丹佛大學教授嚴演存形容你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巨人」。你每有主張，都曾花很多時間研究、與專家討論，不是一味蠻幹，不是興之所至，不是為了一時選票。你的部屬樂於和你共事，因為看得到效率和結果。葉萬安回憶，你們和某部會開完會，別人回去還在寫開會報告，你的部屬已把執行辦法送到該部會了，葉萬安豪情萬丈的說，這就是「尹仲容文化」。
葉萬安曾被他的上司王作榮讚「一個人做三個人的事」，他說，不僅他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只要跟尹先生做過的事的同仁幾乎都是如此。你去世後，曾在你麾下擔任委員、祕書、專員的李國鼎、費驊、張繼正、王作榮、韋永寧、王昭明、葉萬安等人，後來都陸續擔任要職，延續你的使命和生命，對台灣經濟發展極有貢獻。
辜振甫曾說，「希望政府多些尹仲容」，應該就是這樣。
張九如說，你挑選部屬的原則是「有活力，有朝氣，有不為流俗所喜的個性」。不為流俗所喜，就是不媚俗，不民粹。他還說，你「痛惡各機關安插冗員，致魚龍混雜，考核無效」，今天重看此話，仍如暮鼓晨鐘。
「現在只怕好人沒勇氣」，你的好友沈怡在致詞追悼你時泣不成聲。尹先生，這也是我們今天常常想流淚的原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