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愛吾師

「雙宿雙飛」的日子

 

◎高天恩

 

  中華民國筆會於一九五八年在臺復會,今秋將屆六十周年。復會後,林語堂、陳裕清、彭歌、殷張蘭熙、余光中等先生先後擔任筆會會長。余先生是第一位到內政部為中華民國筆會申請社團法人立案的會長。一九九一年始,余先生一連八年擔任兩屆會長,本人有幸被任命為祕書長。去年十月底,銜命專程南下高雄拜訪余先生,意欲寫一「中華民國筆會余光中前會長訪談記」,尤其希望一同追憶余先生八年會長生涯的點點滴滴。當天在西子灣是香港友人為其九十大壽暖壽的場合,余先生私下答應我下次再找時間,共同追憶往事,尤其是兩人「雙宿雙飛」的共同經歷。沒想到那竟然是今生相見的最後一面。如今,這個「專訪」變成「獨白」了!

 

  最後一次見到余先生,是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西子灣。來自香港的黃維樑、金聖華教授等人為余先生辦了一個九十大壽的暖壽活動:「余光中書寫香港發表會暨慶生茶會」。當時余先生雖然體力顯得弱不禁風,站在中山大學校友會館的講臺上顫巍巍的,但頭腦依然清晰而有機智。他在臺上拿著麥克風,把目光緩緩掃到臺下每一桌人時,都能以最精彩的三言兩語恰如其分地描述他和對方的關係。當余先生和我四目相對時,眼神溫馨,嘴角含笑:「還有Tony,我們擁有八年雙宿雙飛的美好回憶……

  當時我的腦子立刻湧現如潮水般的回憶,真的!從一九九二到二○○○年,他一連兩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我竟然有幸以祕書長的身分追隨他到西班牙巴賽隆納、巴西里約熱內盧、西班牙聖地牙哥、捷克布拉格、墨西哥、愛丁堡、赫爾辛基、華沙、莫斯科等歐美名城,表面上是開國際會議,骨子裏卻是萬里路、逍遙遊!更何況往往是一路在飛機上肩並肩、會場中座連座、晚上同一寢室床對床,經常能跟當代文壇巨擘有幾乎零距離的接觸,何等稀罕的經驗!偏偏老先生對我這個後生晚輩又十分親切而不設防,多年來雖未「抵足」,但多少個夜晚卻是「心對心」的交流!

  第一次的「雙宿」是一九九二年四月下旬,西班牙巴賽隆納,第五十七屆國際筆會年會。第一晚一進飯店臥室,只見一張大床,兩人傻眼!好在細看之下發覺是兩張單人床拼在一起的。我立即將床一分為二,中間還放一個小桌子及桌燈,壁壘分明!結果老少二人暢懷笑談到深夜,余先生有兩次甚至隔著小茶几把頭幾乎伸到我這頭:「這件事兒連我內人都不知道!」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高雄中山大學「余光中教授追思會」,輪到我上臺時,我大致追憶了上述八年「雙宿雙飛」的經驗,當我提到巴賽隆納的第一夜時,也故意神祕地向臺下第一排正中央的余師母微笑並深深一鞠躬:「所以,師母,您當初不知道,現在還是不能讓您知道!」師母和幼珊當然體會得出我的幽默,問題是,我怎麼也不記得當初余先生告訴了我什麼!

  但我清晰記得另一件事。那年,一九九二年四月下旬在巴賽隆納,其實是四人行,另一對雙宿雙飛的是齊邦媛、宋美兩位教授。正巧趕上了四月二十三日當地一年一度的「四月春會」,好像是紀念《唐吉訶德》作者塞萬提斯的生日,當地人流行由男士送花給女士,女士送書給男士。四人行,可能只有余光中先生預先做足了功課,每次出遊前先把各種旅遊指南、地圖等都消化於腦,了然於胸。所以,那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漫步在巴賽隆納著名景點Las Ramblas 滿街充滿朝氣與歡愉的人群中時,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地,余先生請求兩位同行的女士在某個美麗的臺階坐定,然後,以魔術師的手法雙手變出兩束嬌豔的鮮花,又以歐洲中古騎士風姿,彎腰,分別向齊邦媛、宋美女士獻上花朵與祝福!此外,在巴賽隆納同余先生共宿室,我還記得一個細節。有一晚我靦腆地小聲問道:「余先生,我知道自己熟睡時會打呼,不知道……鼾聲有沒有打擾到您睡眠?」余先生眉頭一皺,沉思半晌,才徐徐回應:「你不需要過度擔心,」接著笑逐顏開:「昨天晚上的鼾聲,要比前晚上的遜色很多。」我還記得,有一天余先生去看了一場鬥牛賽,本來是邀我同去的,而且我還興奮地告訴他,自從在臺大外研所讀到海明威的《旭日又昇》(The Sun Also Rises)之後,就一直渴望能親臨其境,觀賞一次鬥牛。但齊邦媛老師「慈悲為懷」,苦口婆心地勸我「學佛之人不要接近血腥」,我竟然「懸崖勒馬」而未去目睹勇士屠牛,如今回想起來,一半慶幸,一半懊惱。但我清楚記得,有天下午,兩位女士去逛街,余先生臨時起意帶我上了計程車,告訴司機幾個西班牙語的關鍵字,包括Gaudi 以及Sagrada Familia,只花十幾分鐘就抵達了高第的聖家堂。兩人盡情地參觀了這個「全世界唯一未完工就列為世界遺產的夢幻建築」。我們還攀上了樓牆,我記得自己拿照相機按下快門時,腦際閃過一個念頭:「一位東方偉大詩人,屹立在一座西方偉大建築危牆之上,歷史性的一刻!」

 

  國際筆會向來是每年舉辦一次,但當年卻是一年兩次。因此,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間,余先生又率領彭鏡禧、歐茵西和我,搭機三十三小時(包括在美國洛杉磯等候轉機六小時),終於抵達巴西里約熱內盧,參加第五十八屆大會。記得當時由於刻意提前幾天抵達巴西,所以第二天我們四人代表團便大膽地搭乘巴西航空公司雙十字標記的班機前往介於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國之間的依瓜蘇大瀑布。一共是二百七十五個大大小小瀑布,從北端山頂到南端「魔鬼的咽喉」,風景壯闊而攝人心魄。當地嚮導奇哥說,英文稱瀑布叫作Falls,例如Niagara Falls(尼加拉瀑布),但阿根廷人卻稱瀑布為Cataratas,有四個a的字母音。念起來「卡噠卡噠」的好像水花四濺,要比英文的Cataracts 氣派多了,Falls 就更不能比了!余先生顯然非常贊同,後來竟把拙見一字不改地收進了他的〈依瓜蘇拜瀑記〈一文。那次「拜瀑」最精彩而驚悚的經驗,當然就是我們四人穿上橘紅色的救生衣搭乘小小汽艇順河而下,四面危崖絕壁,滿江霧氣蒸騰,滿山瀑布聲鬼哭神嚎,船只能在「魔鬼的咽喉」起伏搖擺、任瀑洪自天而降、任急湍在船底及四周洶湧肆虐。「希臘神話裏的英雄應該經歷過這樣的場面」,我有感而發。「可不是」,余先生立即回應,並仰天對著四周的瀑布長嘯:「This is Homeric!」(荷馬史詩境界啊!)

  那次遊依瓜蘇另一個鮮明的記憶就是巴拉圭的東方市,以及那座長長的橋。橋的一端屬於巴西,另一端則是巴拉圭第二大城東方市,據說比首都亞松森還要繁榮。記得是遊完了依瓜蘇,四人這天上午站在那座橋上,只見一個接一個的巴西人匆匆走來,人人頭上頂著或手上提著剛從巴拉圭買到的免稅電器用品,個個臉上綻著燦爛笑容,彷彿從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歸來。我們四人難耐好奇,便信步走向巴拉圭,進入了據說免稅的東方市。

  沒走幾步路就被幾個好像是警察的人攔下了,由於語言不通,四人全被「請進了」一間似乎是警察分局的屋子。我們小聲以國語交頭接耳,他們則不時從裏間探出頭來查看動靜。僵持了至少二十分鍾,余先生斷定對方是想叫我們花錢消災。彭、歐、我三人都表示畢竟咱們是非法入境,就給錢吧?!然而,余先生悍然小聲說:「No!」他突然站起身,說:「走!」就大步邁出屋子,我們只好尾隨。回頭看那幾個警察好像在乾瞪眼,卻沒有追出來。

  平安地飛回里約熱內盧開了四天國際筆會大會,其間記得我國駐當地的外交單位招待我們遊覽當地的商場,觀賞寶石礦及陶器。回程飛機上余先生好奇地打開外交單位送他的禮物,我在一旁幫著拆封。隔著走道,歐茵西和彭鏡禧兩位教授也從座位上探頭,想知道謎底。只見詩人終於從厚紙盒裏托出一隻茶杯形狀的陶器,但除了茶杯之外,另有一扁圓形物件,應該是蓋子吧?詩人蓋了兩三次都蓋不上,這才發覺是茶杯墊,於是脫口而出:「真不是蓋的!」我向茵西擠擠眼,「出口就是金句噢!」她笑了,說:「余先生隨口就是金言,即使用語刻意不雅,也令人難忘。」接著她就跟鏡禧和我低聲述說一個故事:就在一年前,余先生率師母、胡耀恆和她參加在維也納舉辦的第五十六屆國際筆會大會。有一日大家要上船遊多瑙河,事前她憑經驗要大家務必先上洗手間小解。但上廁所須投當地的硬幣才行。她急急忙忙拿紙鈔去小店換硬幣,又氣喘吁吁跑回來把硬幣發給余先生、師母等每一個人,再指揮大家分別去男廁、女廁。出來時余先生幽幽地說:「大家都欠茵西一屁股債!」

  追憶往事,真的是迅景如梭啊!接著,是一九九三年九月,真的是只有余先生和我雙飛,飛到西班牙西北隅的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參加第六十屆國際筆會年會。那是個人口不足十萬的小城,「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這個全名,據說意即「繁星原野的聖地亞哥」。城雖小,卻是從中古世紀以來跟耶路撒冷和羅馬可以比肩的天主教三大熱門朝聖地之一。相傳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雅各伯埋骨於此,所以許多世紀以來,徒步或騎著牲口的朝聖者絡繹於途,均以這個小城為「聖雅各伯之路」(the way of Saint James)的終點。余先生和我並未觀賞到這裏的「繁星原野」,倒是一連幾天都親身體驗到小城大白天隨時出現的陽光雨,黃金雨。沁人心脾的微風細雨絲突然若有似無地從天上飄下來,還沒來得及開傘,雨絲已經消失在豔陽之中了,如此周而復始。余先生和我隨著潮水般四面八方湧來的觀光客,走進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坐在大廳一隅,天主教儀式進行中,一座無比巨大的銅香爐由大廳的一端順著粗大的鐵鍊飛越過眾人的頭頂,抵達另一端,然後又鐘擺似的盪回到原來的那端,爐香瀰漫全場。我悄聲在余先生耳邊說:「我們藏傳佛教在法會進行中,也會有喇嘛提著小香爐走過一排一排信徒,鏈子一搖一晃,藉著香氣把佛菩薩的加持傳遞給每一個人。但是這個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的香爐太誇張了,有幾百個佛教香爐的大小……」余先生說:「叫人膽戰心驚啊!」從天主堂走出來,走在海濱,路過一家又一家香味四溢的海產店,兩人好像都要流口水了,隨便挑了一家,便品嚐到了美味至極的西班牙「章魚燒」,一人一大盤,至今回味無窮。

  一九九四年秋天,余先生、余師母、齊邦媛、隱地、歐茵西和我,六人行,到捷克的布拉格參加第六十一屆國際筆會年會。記憶深刻的是大夥兒參加了作家出身的哈維爾總統在氣派恢宏的布拉格堡舉行的歡迎晚宴。人人西裝革履,處處杯觥交錯。印像特別深的是,一位長住紐約的烏克蘭流亡女作家Irena,滿頭銀髮,七十歲左右,端著酒杯站在富麗堂皇、四面壁鏡輝映的牆角,獨自淚一九九四年秋天,余先生、余師母、齊邦媛、隱地、歐茵西和我,六人行,到捷克的布拉格參加第六十一屆國際筆會年會。記憶深刻的是大夥兒參加了作家出身的哈維爾總統在氣派恢宏的布拉格堡舉行的歡迎晚宴。人人西裝革履,處處杯觥交錯。印像特別深的是,一位長住紐約的烏克蘭流亡女作家Irena,滿頭銀髮,七十歲左右,端著酒杯站在富麗堂皇、四面壁鏡輝映的牆角,獨自淚眼婆娑。我陪余先生趨前致意,結果竟聽她訴說了大半生的國仇家恨:蘇聯的殘暴,她的醫生丈的愛國情操及抑鬱以終,她對亡夫無盡的思念。白髮余先生婉言寬慰白髮Irena,我按下快門,那一瞬間成為我個人記憶的永恆。

  那幾天,上午、下午、黃昏、深夜,余先生和我們一行刻意到了查理大橋去體驗它的不同風貌。雖然余師母也去了,但記憶中余先生仍是跟我「雙宿」(也許師母是跟茵西同住一間?),而且記得,我半躺在自己床上,見證著一代文豪余先生只穿著內衣,卻「正襟危坐」在桌前,桌上攤著布拉格地圖、旅遊指南、筆記本……我躡手躡足到他背後,只見他正在一個字一個字寫日記,鐵筆銀鉤,力貫紙背。他那篇膾炙人口的〈橫跨黃金城〈就是那時孕育出來的吧?隱地先生在爾雅出版的《春天該去布拉格》不但收錄了這篇文章,還在卷首刊出多張照片,都是隱地、余先生、余師母和我互相拍攝的。包括余先生單手握著小鐵環,雙腳勉強貼近牆沿,身子懸空,就在卡夫夫故居黃金巷,留下調皮的身影。以及告別布拉格的當天上午,最後一次巡禮查理大橋,我提著剛從橋頭的店家買來的卓別林小木偶,就在橋上耍弄起來,讓戴高帽、蓄黑髭的卓別林張著外八字在橋上走路,余先生和隱地觀賞得入神,余師母的相機卡擦一聲,捕捉到我生命美好的一瞬。

  一九九五年由於我拿到國科會的補助赴美進修一年,那屆的國際筆會是在澳洲佩斯舉行,伴余先生與會的是姜保真先生。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重回筆會,追隨余先生到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參加第六十三屆年會,一切乏善可陳。

  一九九七年參加在愛丁堡舉辦的第六十四屆國際筆會年會,會場就設在愛丁堡大學。記得站在校園裏,余先生微笑指著地平線上的一個小山丘:「Tony,那就是Arthur’s Seat!」亞瑟王寶座,是愛丁堡幾座著名的小山丘之一,在市區東邊,位於Holyrood Park(聖十字架公園)附近。

  開會期間,有一天下午得空,余先生便帶著我去「踏青」,沿著坡度平緩卻逐漸攀高的步道,不但見到了皇宮,還一直通往山頂。沿途,每走一、二十步他便回頭:「Tony,還行嗎?」他是真關心,我是真丟臉。比你年長十九歲的前輩頻頻回首問你「還行嗎?」誰叫你胖嘟嘟又氣喘吁吁的落在後頭?!

  一九九八年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辦的第六十五屆國際筆會年會,不但余先生和我以會長與祕書長的身分參加,齊邦媛、宋美璍、歐茵西、隱地、彭鏡禧也都與會,而余師母及余家幾位姊妹(包括幼珊)也共襄盛舉。記得一次我們在開會時,余師母及女兒們也正搭船去挪威旅遊。我們的會場,一棟五星級大飯店,後門就面對大海。記得余先生、齊老師、彭鏡禧、隱地和我在飯店後門寬廣的陽臺上喝咖啡,慢慢地人散了,只剩余先生和我憑欄觀看近在咫尺的那艘大輪船,並且遠眺海洋盡頭的地平線。余先生輕聲問我:「Tony,此情此景,你心裏會想著誰?」我轉頭看到余先生臉龐的側面,他顯然在眼神迷離,心牽遠方……「您的夫人和女公子們,不正在海對面的北歐兩國遊歷嗎?此時您想著誰啊?!」我心裏問,嘴巴吐出去一句:「想著失去的女朋友啊!」那一次在赫爾辛基會後,好像主辦單位還招待大家遊歷聖彼德堡。印象最深的是,氣象萬千的帝都,在一棟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門口陰影處,站著一個矮小瘦弱乾癟的乞婆。另一逗趣的記憶,是那一晚入住聖彼德堡一個五星級飯店,黃昏時,余先生和我在廣場上,正要進門,被一個俄國男子迎面攔著,以似通非通的英語說要為我們媒介金髮美女。余先生皺著眉頭雙手猛向外擺動,連連用俄語說:「Niet! Niet!Niet!(不要,不要,不要)」但俄國「三七仔」立刻說:「Da! Da! Da!(要啦!要啦!要啦!)」那景象真的好有喜感!

 

一九九九年中華民國筆會由朱炎教授獲選會長,歐茵西教授為祕書長。余先生和我終於「解甲」,卻未立即「歸田」。那年第六十六屆國際筆會年會在波蘭華沙舉行,朱會長和歐祕書長為中華民國筆會當然代表,但余先生、隱地、彭鏡禧、陳義芝和我一同參加。為寫這篇文章,我找到當年大家其樂融融的一張合照,不敢相信照片上有三位—沈謙、朱炎、余光中—如今已成為「古聖先賢」!

  今生第一次見到余光中先生,是我高三畢業那年,十八歲,在一個文藝活動場合,老遠看到三十七歲的名詩人被粉絲簇擁著。跟他,天上,人間,沒有交集。

  大學三年級時,參加臺大全校英詩朗誦比賽,僅得第三名。余先生、朱立民、顏元叔、陸震來等先生是評審。

  三十六歲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在臺大外文系教大二英文作文,有一次出題: An Unforgettable

Character(一位難忘的人物),班上一個叫余幼珊的女生寫她爸爸,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發還批改好的作業時,好奇地問:「你父親是誰啊?」「余光中。」當時我好震驚!最近幼珊透過Line 告訴我,她仍保存著當年的九篇作文,還「秀」給我看一篇篇都有我的「朱批」。

  四十四歲時,齊老師介紹我加入筆會,余先生當選為會長,我胡裏胡塗成了祕書長。記得當時筆會經費籌措困難,經常需要捨著老臉去外交部、文建會等衙門化緣。有一回,前任會長殷張蘭熙帶隊,領著現任會長余光中、季刊主編齊邦媛、祕書長我到外交部門口時,齊老師提醒余先生,別忘了拿出「片子」(名片),余先生嘆了口氣:「唉,騙子!騙子!騙子!斯文掃地噢!」

  余先生是梁實秋先生的高徒,梁先生過逝後余先生和當時《中華日報》副刊主編、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先生合力推出了「梁實秋文學獎」,除了散文獎外,翻譯獎一連二十一屆都是余先生親自出題,分為譯詩及譯文兩大項。並由余先生每次親自邀約兩位評審,一同看稿,逐篇討論、逐句推敲。彭鏡禧、單德興和我都曾多次參與。通常上午十點開始,中午吃便當,午休片刻,繼續討論,通常到晚餐時都還未完工。老先生畢竟有些年歲了,有天下午,討論著,討論著,余先生沉默了,鏡禧和我發覺他打盹兒了,兩人很有默契地噤聲等待,等到余先生睜開眼了,就繼續評審大業,彷彿剛才不曾有過任何停頓。余先生把這部分的經歷集稿成書:《含英吐華—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集》,九歌出版。我一共參與了十二年,深覺榮幸。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是香港幾位學者為余先生舉辦「余光中書寫香港發表會暨慶生茶會」,臺北沒有幾個人知道或出席。我感謝幼珊事先告知,也慶幸能帶著賀壽禮物南下,見到余先生最後一面,留下好幾張合照,都是余先生、師母、幼珊和我坐在一起,同時豎起大姆指。

  敬愛的余先生,就像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高雄中山大學「余光中教授追思會」上我說的: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不應是悲悼您的死亡,而是應該歌頌您的永生。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將先後離開塵世,您的著作、您的故事卻會如莎翁,如杜甫、李白、蘇東坡,永遠活在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中。「五行無阻」,任他死亡如何企圖將您謫到宇宙洪荒的黑洞底層,也不能絲毫阻攔您「回到正午,回到太陽的光中」。您自己清楚得很,您早就跟死神PK過了:

 

即便你五路都設下了寨/金木水火土都閉上了關/城上插滿你黑色的戰旗/也阻攔不了我

突破旗陣/……/你不能阻我,死亡啊,你豈能阻我/回到光中。回到壯麗的光中

 

 (本文收錄於九歌出版社的《聽我胸中的烈火》)

高天恩, 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台大視聽館主任、台大聯絡中心主任、言訓練測驗中心主任、世新學英語系客座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麻州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華民國筆會祕書長、英文季刊主編、九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現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董事、九歌文教基金會董事、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董事、英千里教授獎學金基金會董事、中華民國筆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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