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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老師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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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英伯 念恩師--- 韓拱辰

首頁:英老師的家人
張貼人:李玉婷公告日期:2013-12-11
 

憶英伯念恩師

——追憶英千里教授


一、初識英伯

 

    英伯伯不但是我的義父,更是我的恩師、益友。

我最初認識英伯伯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當時我九歲,讀小學三年級,家住臺大臨時教職員宿舍。那時那地,住著不少由大陸播遷來臺的教職員,家父也在臺大任職,和英伯伯住在同一幢宿舍裏。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英伯伯是「何許人」,聽人說他很有學問,是偉大的教育家,是轟轟烈烈的抗日英雄,這些對稚齡的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英伯伯常有我喜愛的三貓牌香煙盒裏的圖片,總是為我留著。

英伯伯最喜歡小孩,小孩也都喜歡和他親近。每天從外面回到宿舍,四鄰的孩子們,不論是教授的或是車夫的,一擁而上;一把鼻涕,一把泥巴,圍住英伯伯,你一聲「爺爺」他一聲「公公」,英伯伯總是像聖誕老人那樣慈祥,「好孩,好孩」的應著叫個不停。

記得臺灣初有電視時,英伯伯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臺電視機,但除國劇外,他很少看其他節目,可是每天晚上,他客廳地板上,卻擠滿了街坊鄰居的小孩,圍著看電視,時而嘻嘻哈哈,時而哭哭啼啼。在一旁的大人偶而看不過去,就說:「英爺爺要看書!寫作,身體又不好,他要安靜,你們不許吵鬧,吵鬧的都出去!」英伯伯卻說:「沒關係,我照吃照睡照看書,讓他們看好了,孩子們看電視多好啊!」這種喜愛小孩的情懷,不但出於他純誠摯愛的天性,也發於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德行。

我不知道他為何特別喜愛我?是「緣分」?還是上帝的安排?抑是因我像他淪陷在大陸的女兒?我只是知道他有無限慈愛。只要爸爸媽媽一罵我,我就找英伯伯做擋箭牌,作避難所,無論何時受了委屈,我就找他訴苦,他總是百般的安慰我,或是拉拉我的小辮子,拍拍我說:「妞妞,別難過了,週末帶你去下小館,看電影」。 

因為英伯伯常帶我外出,別人老問他,我是誰,他為免麻煩,就說我是他的乾女兒。實際上,我一直像親女兒一樣在他身邊,也可說我是在英伯伯的關照和呵護之下長大的。可是我還是一直叫他英伯伯,他叫我「妞妞」「小韓」或「拱辰」。小時侯跟著他吃吃玩玩,稍長,聽他講故事,再大些又加上聽他講書,由「圓桌武士」到「荷馬史詩」,無所不講。還有他喜歡教我唱歌,唱那些當年他在歐洲做學生時唱的民謠古調,有更多的時間在公園裏樹蔭下,書桌旁,黃昏時,他編書,我啃書,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他二十一本書問世了,我也一年年長大了,花開花謝,月,送走了多少快樂的昨天。

小學畢業以後,我沒有考上理想的初中,感到非常羞慚和委屈,由於自卑感重,好像處處見不得人,更無顏會見老同學,因此當小學同班同學約我去碧潭聚會野餐時,我簡直不願參加,而英伯伯卻一定要我參加,既哄騙又強迫,拉著我買了精美可口的餐點、飲料,還親自護送我到碧潭。下了火車,我既緊張,又情怯,踽踽獨行,走到吊橋邊,回頭一看,英伯伯還站在那裏,他見我回頭,連忙向我招手擺手,臉上顯出一副無奈與憐惜的樣子,終於擠出一句道別的話來:「別回來太晚了!」

我心裏好不過意,暗地裏下定決心,要做個好學生,狠狠的對自己說:「我要爭口氣,發憤上進,讓英伯伯高興」,就因為英伯伯的鼓勵和撫愛,使我感到有一種無法推卸的責任,和一股無比的力量,這也許就是我這樣資質遲鈍的人,初中畢業時得到全校第一名,後來竟能順利考上我第一志願的北一女中和臺大的唯一原因了。

說也奇怪,英伯伯和我雖已形同父女,但他與我父母之間,一直只是點頭之交而已,直到我進入初中後,英伯伯才到我家走動,及至我高一時,英伯伯胃部開過刀,健康情形較前好轉後,才於週末帶我參加彌撒後經常到我家同用晚飯,我奇怪何以前幾年不請他到家裏來吃飯?母親的回答是:「英伯伯的名聲很大,我們怎敢高攀?後來常與他接觸,方始知道他學問雖淵博,地位雖崇高,為人卻幽默健談,平易近人。」所以敢於真誠相交,視為我家的長輩和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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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賢哉英母

 

隨著年齡的漸長,我愈來愈愛聽英伯伯講故事和他的生平。

他於民前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誕生於上海一天主教家庭,本名驥良,字千里,聖名依納爵(Ignatius)。父諱斂之,是滿洲正紅旗人,母親是皇族,姓愛新覺羅,英斂之是清末一代名儒,當時聞名國際的大公報是他所創辦,享譽國內的香山慈幼院,是他所經營,後來又興辦輔仁大學。英伯伯十三歲那年,剛在天津南開中學讀完一年級後,因他調皮貪玩,他父親就托雷鳴遠神父,把他帶往歐洲留學,但因到歐洲後,距離入學尚有半年,乃先隨雷神父到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等地,為我國天主教會勸募傳教經費。嗣即進入荷蘭一所法國教會學校讀書。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伯伯乃於一九一五年隨雷神父轉往英國求學,直到一九二年,他二十歲,那時正就讀於倫敦大學,突然接到家裏一封電報說媽媽病重,要他馬上回家。到家後才知是騙他,為的是要他回來,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蔡葆真女士——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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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婚姻不是太危險嗎?尤其對一位從小就喝洋水的留學生而言!但怎麼樣的婚姻才是保險的呢?是經由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嗎?在這人生的戲臺上,什麼叫保險?什麼叫永遠?英伯伯心中口中,英伯母是最最賢淑聰慧的女子,文才德行樣樣都行。含辛茹苦,從不抱怨,結婚多年,從不和英伯伯頂嘴,即使是英伯伯錯了,英伯母也從不指摘或多說,只知任勞任怨,相夫教子。大陸易手後,由於「家庭背景複雜」,難免遭到歧視,人間冷暖,備嘗艱辛。

當時英伯伯已不在北平,英伯母任北平一兒童圖書館館長之職,然而工資微薄,那能維持一家七口!乃將家中所有較為值錢的東西,逐漸一一變賣,以補貼家用。到了「文革」期間,分配她的工作是「掃街」及「清潔公共廁所」,但她毫無怨言。「文革」過後,雖無人再規定她仍需「勞動」,但她仍每天照常工作,直到八十高齡,離開原住之地,所以博得街坊鄰居一致的崇敬!

另有件事,更顯出英伯母的智慧果敢。就是:當抗日期間,英伯伯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被敵偽逮捕下獄後,日軍經常派有三人,長期住在他家監視,凡來訪者,都被送到日本憲兵隊訊問,即使家中女傭上街買菜,也有一人跟蹤監視,在這樣的環境中,英伯母卻能從容相處,沉著應付,惟因知道當時地下工作人員的名單,被英伯伯藏在一本「華裔學誌」的書裏,放在書房裏的書架上,心裏實在著急,深怕這份名單,總有一天會被發現。因此就在英伯伯下獄後的第三天,英伯母準備了酒菜,一面宴請監視的三個日本人,在外院吃火鍋,表示慰勞,一面悄悄囑小兒若誠(十二歲)去書房中找出那本書中藏的名單,立即燒毀,及至小兒把事情辦妥,回到外院,英伯母還在殷殷款待三人,勸酒敬菜,弄得他們興高采烈,「賓主盡歡」。英伯母的機智和她任勞任怨的精神,真叫人佩服。

在這幾十年中,英伯伯隻身在臺灣,老境悽涼,體弱多病,兩地音信隔絕,但對英伯母仍是忠貞不二,這力量又從何而來?我想這和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英伯伯真不愧為羅馬教廷所封贈的「督騎尉勛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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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英雄

 

英伯伯本來是文弱書生,但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及一個青年人常有的正義感所驅使,參加並領導了抗日地下活動,而且不屈不撓,九死一生,終能達成使命。以下是根據他親口所述的許多片斷,以及我手邊資料,匯集而成的一段史實:

當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之時,他正在北平輔仁大學任秘書長兼英文系主任。接著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淪陷,各大學均紛紛關閉,南遷,或被日軍接收,惟有幾所教會主辦的大學,仍然屹立不動,尤其是輔大,因係羅馬教廷所辦,相當得日本人的禮遇。是年九月以前,北平電信局尚未被日軍接收,北平與中央之間,郵電尚通無阻,輔大就遵教育部指示,收容失學青年,並增設女院,當時學生多達四千餘人。直到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可說是輔大的艱苦時期,也是輔大的繁榮時期。

起初英伯伯本無意領導地下抗日活動,大多數教授們在淪陷以後,也只是「苟全性命於亂世」,可是後來,一天天眼見許多知識分子當漢奸,又見日本人種種暴行,他們再也無法忍受,帶著滿腔熱血,就開始組織秘密團體,從事地下工作。最初的秘密抗日組織名為「炎武學會」,參加的同志,全是當地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一切行動和主張,免不了都是書生之見,其特色乃是理想色彩太濃,結果,在直覺式的熱情下,做出許多幼稚可笑的壯舉。例如,輔仁大學化學系的助教們,曾埋頭在實驗室製造炸彈,準備用來炸日本人,想不到在製造途中,炸彈忽然爆炸,弄得室內煙霧瀰漫,室外的人則驚惶失措。

另一麻煩問題,乃是炎武學會的同志們,大多數原是在各校教書的,七七以後,北平的高等學府,除教會辦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輔仁大學以及幾所中學外,全被日本當局接收,同志們堅守不合作的原則,不到日本人辦和接收的學校工作。然而燕京、協和、輔仁三校,既無法容納所有的同志,炎武學會又沒有經費,也沒有受中央的任何貼補,所以許多同志的生活,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由於以上原因及別的因素,使英伯伯等,不得不考慮、檢討,改弦易轍,變更工作方針。一年以後,「炎武學會」就改為「華北文教協會」,當時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任主席,英伯伯任書記長。協會很快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津貼,行動趨於積極具體,不像以前的炎武學會,只採取消極的「不合作」策略;而經常遣送優秀學生去大後方,並派人到天津、濟南、開封、太原等地講學,在旅行演講的掩護下,與各地同志聯絡。中央方面也經常有人來聯繫,如賀翊新、吳延環、王任遠、馬慶瑞等。這樣英伯伯領導的華北地下抗日活動才納入正規,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發生,其間發展相當順利。

是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以前,國際風雲已日益險惡,輔大當局已看出美日之間遲早會發生衝突,所以就隨時將校中美教授和職員,分批調換,由德籍人士來接替,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全校只剩下三位美籍神父和修女,且只擔任不重要的工作。十二月八日黎明,日本當局派人到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和輔仁大學去接收並抓人的時候,前兩校都完全屈服,惟獨輔大,因當時的校務長及教務長,都是德國人擔任,德日既是同盟,駐北平的德國使館又派人出面干涉,輔大就避免了燕京和協和同樣的命運。一直到抗戰勝利,輔大可說弦歌不輟,並保持原來的立場,屹立不動。

可是從一九四一年年初,華北文教協會和中央方面失去了聯絡,原來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教員同志們,因得不到經濟支援,有的為生活所逼,漸漸動搖,居然不惜回到偽北大、師大去教書了。從那年夏天起,北平當地的情形,更形惡劣,被捕的同志愈來愈多,重慶方面和英伯伯他們之間,仍毫無聯繫,這是華北文教協會最沉悶、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到同年十一月底,日本人已經注意到沈兼士先生和英伯伯是抗日地下組織的重要人物。同志們都勸他們兩人,早日離開北平。那時北平文教界同志中,還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輔大教育學院院長張懷,一是經濟系教授董洗繁,經他們四人幾度會商,都感到在道義上不能丟下同志,一走了之,但就實際利害權衡輕重,他們認為,先生和英伯伯該走,最後決定一個折衷辦法:先生走,英伯伯留下,先生本不願走,他要英伯伯走,英伯伯堅決不肯,先生只好服從眾議,於十二月中,化裝出走。以後就由英伯伯撐持殘局。

當時可喜的是,十二月初,中央方面有人潛來北平,帶來許多訓令和鉅款,文教協會領導人員,精神為之一振,英伯伯把訓令和分配款項的名單,藏在那本「華裔學誌」裏,英伯母把錢縫在一條棉被裏,就在要把訓令和錢分發之前,英伯伯被捕了。

 

四、獄中正氣

 

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卅日深夜,英伯伯在香甜的睡夢中被搖醒時,只見眼前有一黑東西,再一看是手槍,而拿槍的日本人,逼著他穿衣上銬,另三個偽警遍屋搜查,約一兩小時,直至破曉時分,才把英伯伯裝上一部小汽車,帶到北平公安局,囚在一間小房間裏,由兩個便衣偽警看守。

大約上午八點多鐘,英伯伯被提到特務科受審,主持審問的就是昨夜到他家拘捕並搜查的那日本人。這時才看清,他面目猙獰,令人不寒而慄。後來知道他名叫上村喜瀨,雖然只是小小一個軍曹,卻是北平鼎鼎有名的人物,辦事精明,手段毒辣,死在他手下的,不知有多少人,對女子尤其殘忍。他說中國話非常流利,稍稍帶有日本口音。

他第一句就對英伯伯說:「你如果不想吃苦頭,就老老實實承認,我們會減輕你的罪刑的。」接著又問:「你是否與重慶有關係?」英伯伯立刻坦然承認,但他並不滿意,一直不停地問這問那,如此疲勞審問到下午一點,始終未得著他所要知道的要領。

英伯伯有隨機應變之才,答話很有分寸,沒有一點破綻,並且能從上村的問話中,發覺他是被一個同志出賣。這證實了一個消息,就是這年年初,同志們獲得一秘密情報,說某某同志已經變節,暗中效忠敵人。所以一年以來英伯伯他們再也不把重要事情告訴那人。這樣上村所知道的,和英伯伯所答的大致一樣,結果他確信:自太平洋戰爭前一年起,文教協會已與重慶方面完全斷絕聯繫。

審問停止後,他們送英伯伯回到原來的囚房,並且給他一個窩窩頭,英伯伯本來就有胃病,生胃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數年來緊張生活所造成,天天提心吊膽,食無定時,夜間聽到門鈴,更是心驚肉跳。這次經過五小時連續審訊,沒吃東西,回到小囚房裏,已是疲倦萬分,胡亂吃了窩窩頭,即刻入睡。以後獄中的生活,常是如此,有時給他吃的窩窩頭,還是霉的,所以英伯伯的胃病愈過愈重了。

當天晚上六點多,英伯伯又被叫醒,帶到特務科,除了上村外,還有特務科科長在座,氣氛非常嚴肅。這回他們審問的重點,是逼英伯伯招出沈兼士的下落,英伯伯回答說:「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只知道他有病,是頭病,半個月前,去西山一座廟裡養病,是那座廟我不清楚」,上村怎會相信!就一再逼問後見無效,就吩咐把英伯伯帶到院子裏,橫綁在一條長櫈上,一人按頭捏鼻,一人向嘴裡灌水。

據英伯伯說,水剛進口,可以緊閉喉嚨,但不能久不呼吸,每一呼吸,水乘機入胃,十幾分鐘後,胃就脹得難受,先是疲憊,後便昏迷。醒過來後,覺得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靠在火爐旁邊,不覺有何痛苦,却渾身發抖,無法克制。接著就要小便,便後仍然發抖,十分鐘後,又要小便,這樣小便了多次,發抖才停止。這時正好聽到外面鐘敲十二下,已是午夜。才知被一連拷問了六小時,經灌水而昏過去的時間,長達三小時。現在他們見英伯伯已不發抖,又開始審訊,主題還是沈兼士。

在被監禁的時候,無盡的逼供、威嚇,不知進行多少次,但他堅強不屈,侃侃而辯,應對得體,面不改色,他們就問不出一個結果,却也不再用刑。及至結束審訊,把他送回囚房時,已是凌晨三點,躺下就睡著了。不久又被叫醒,天還未亮,他們給他上了腳鐐手銬,用黑布蒙住眼睛,把他推上一輛卡車,駛了很久,車才停下,被扶下車走過好幾道門,進入一家深院的一間屋子,才解開黑布和手銬。只見房內木床上,另坐著四個人,都不相識,後來趁武裝偽警不在,和他們低聲交談,才知那四個人,都是愛國同志,因工作不在英伯伯的範圍之內,故素不相識,他們的被捕,也是由於一個同志變節,出賣了他們。

於此英伯伯總結以上所述,對我提示了三項「獄中心得」:

 

一、看到受害的,都是被同志出賣,就堅信在社會上的任何方面,尤其黨政方面,人選的最高先決條件是「人格」,至於「學問」、「才幹」等等,都是次要的考慮。

二、偽警之所以會走開,讓犯人有談話串供的機會,那是他們大多為環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當偽警,可是大多數的人良心未泯,仍然念著祖國和同胞。(這是後來和偽警熟了的交談中證實的。)

三、從事地下工作,萬一被捕,需先準備一套無害於同志的話,表示一切都「坦白承認」,千萬不可先閉口不說,受刑之後再供認,即使你全說了實話,審問者還是不信。也千萬別表現緊張害怕,而需以輕鬆的態度應付,這樣可以少吃苦頭。(和英伯伯同牢的四人中,一人受刑最多,正犯了這個毛病。)

 

此後,英伯伯雖常提出審問,有時每天一次,有時兩三天一次,一次頂多不過二、三小時,但審問內容,很少涉及本人工作,而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例如,他們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要抗日?英伯伯就義正詞嚴告訴他們「咎由自取」。英伯伯說:「中日兩國,本很親善,日俄戰爭時,中國朝野都願日本勝利,所以一直到滿清末年,中國知識分子,多數是親日的,可惜在民國四年,日本居然提出廿一條無理要求,以致中國全國上下一致憤慨,齊起反日。這豈不是你們咎由自取嗎?!」

有時他們審問英伯伯,乾脆不提國家大事,而只談些瑣碎小事,如有一次提審,沒說幾句正話,他們就問他關於自來水筆的構造,和歐美各國自來水筆的優劣。上村和其他日本人對他禮遇日優,他的飲食起居,也頗受優待,有時偽警高級官員,前來巡視,也對英伯伯的態度特好,甚至私下向他表白,他們也是愛國分子,在他們安全不生問題範圍內,願意幫助英伯伯。我想英伯伯的所以受他們尊敬,完全是由於內在人格之高超,外表儀態之雍容,以及智慧和學識的深邃,再加上他虔誠的信仰,堅忍的意志和浩然的正氣,致使中國的國魂,民族的正義,誠於中,形於外,敵人焉得不嘆服而尊敬!

英伯伯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被釋放的,前一天晚上偽警高級官員,忽來向他道喜,表示翌日就會得到日本當局命令,將他釋放。第二天他果然被帶到警察總局,偽局長召見他,當時沒有第三者在場,偽局長的樣子顯得很尷尬,英伯伯反而輕鬆自然,偽局長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意思是要安慰英伯伯。他說:「你們地下工作人員的抗日行動,一點成效都沒有,簡直是秀才造反,既是這樣,處在這樣的環境裏,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所以你要記得,必需明哲保身。」奇怪的是,偽局長最後表示,遲早有一天,中國會勝利的。最後,很鄭重的告訴英伯伯,雖然被釋,獲得自由,但一舉一動,都仍在監視之中。然後親送到大門口,叫人僱了一輛洋車,直奔自己家中。這樣結束了第一次被捕一百天的災期。

據英伯伯告訴我,他當時的心裏,沒有恨,也沒有憂,僅是一片寧靜,並隨著新獲自由,產生一個堅強的信念:「世人成功失敗,在於人格道德,中國人,不論在怎樣殘酷的鐵蹄下,雖然有些人明哲保身,委屈苟安於一時,終究是不會被征服的。」

就憑著這樣的信念,英伯伯出獄以後,仍在輔大任教,由於負責人沈兼士先生已潛赴重慶,華北文教界的地下組織即由英伯伯負責,中央就派他任北平市黨部書記長兼代主任委員,他也很快和重慶的先生取得聯繫,接受中央接濟,展開各項工作。在那段時期裏,凡我國政府所定的紀念日,輔大照樣放假。校內一切行政措施,仍遵照政府命令;而對敵偽命令均置之不理。因此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當時,他當然知道,這會招致漫長的囚牢生活及更苛酷的待遇。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再度將他逮捕。

英伯伯早有準備,仍本貫乎日月的浩然正氣,任憑敵人怎樣施加酷刑,百般逼供,他始終堅不吐實,寧死不屈。日本人恨之入骨,竟把他打入黑牢,吃的是發霉的饅頭,睡的是又硬又粗的木板,同牢的犯人像沙丁魚一般,睡覺必需排列著睡,要翻身,大家得數一二三,同時一致行動,蝨子滿身爬,向在身上行軍。

我問他,這次受的酷刑,比第一次被捕受審所受的是否更為厲害難受?他說「厲害多了,我在十分痛苦時,一心想著國家民族重於一切,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這樣只要咬緊牙關,忍受五分鐘,便會痛極而暈絕,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來,他們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視死如歸,受痛而昏暈,他們終究從我一無所得,但恨上加恨,恨之入骨,是難免的了。」

初判是死刑,惟由於滲入敵偽組織的我方人士之巧妙運用,終得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後又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至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始獲釋放。

抗戰勝利後,我政府為崇德報功,任命英伯伯為北平市教育局局長,並蒙當時國府主席蔣公召見,頒贈勝利勳章。嗣於一九四六年,轉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一九四八年回輔大執教,同時兼任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同年被選為北平市國民大會代表。

當時我政府對輔仁大學特別看重,教育部對淪陷時期(日偽時期)輔大畢業生和在校學生的學籍,一律承認,我想這都是由於英伯伯冒死犯難,領導輔大同學英勇奮鬪,堅貞不屈,所獲致的成果。

 

五、青年導師

 

一九四九年一月,就在北平極度緊張之際,由我政府安排,將英伯伯和傅斯年先生等同機接到臺灣,可惜英伯母及孩子們,均未及同時撤出,從此和家人分散,(除大公子若勤曾任職於中國石油公司臺灣辦事處,故在臺曾作短暫之居留)天各一方,嚐盡了人事滄桑,世態炎涼。

在臺灣,英伯伯就在臺灣大學任教,兼外文系系主任,蒞任之初,即極力延聘優良教師,充實課程,迨至一九六五年,開始籌設「研究所」及「語言實驗室」,成為臺大文學院最大最佳的的一系。也就是這樣,在臺大的臨時宿舍裏,這種「不知今夕是何夕,且把他鄉認故鄉」的心境下,我與英伯伯相逢,終成忘年之交。

人生際遇,誰能預知,我們既無血緣,也非世交,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大教授,我是小他四十多歲的黃毛丫頭,但一旦相識,我就一直在他無限慈愛的照顧下長大,這段人生歷程,是上帝賜給我奇妙的恩典外還能怎麼解釋!

英伯伯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他認不宜仕途,而對教書最有興趣。當他廿四歲,由英國回國之後,有三項職業由他選擇:一是當外交官,二是做買辦,三是教書。當時他知道,前兩項,既舒服又有錢,他卻揀選了清苦的教書生涯。先協助父親籌辦輔仁大學,後任輔大教授兼秘書長及西洋語文系系主任,長逾廿年。

抗戰勝利之後,雖受政府倚託,當過幾年教育行政官員,但不久就回到原來教師的崗位,告別了政治生涯,到臺灣以後,更決心專一作育英才,盡瘁教育,藉此濟人,由此報國,以此為樂。所以,當一九五六年,輔仁大學校友,在臺北成立總會,呼籲母校在臺復校之際,英伯伯悉心指導擘劃,竭力鼓勵奔走,對輔大精神的關懷,魂牽夢繞,時時在心。終於在英伯伯的領導下,決定向羅馬教廷呼籲,申請在臺復校。

一九六年春,輔大校董會成立,他樂於被推為——董事,一九六三年,宗教採納所請,輔仁大學才在臺北複校,正式招生。英伯伯欣然接受于斌校長之邀請,出任副校長。惟因體弱多病,不勝繁劇,一年後,改任顧問。

    一九六至一九六九年,並辭去臺大外文系之職,僅在臺大、輔大、淡江等校授課。

因為英伯伯和輔大結下了不解之緣,當初由大陸撤退來臺的輔大校友很多,願執教者,找兼課者,英伯伯都為他們介紹至各校任教,證書文件未攜出者,亦都由他作證,甚至提供經濟援助等,帶給去國懷鄉的校友們無窮的精神鼓勵。所以輔大同學,對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臺校友會,每次聚會,他都盛裝出席,或滔滔演講,或娓娓細談,總叫與會者,乘興而來盡興而歸。即使是身體不適,仍然「力疾赴會」,自始至終,仍是談笑風生,不露半點病態。當他辭去輔大副校長,轉任顧問之後,身體精神,原已日趨衰怠,但每月一次學校的行政會議,他一定出席。于斌校長見他形容憔悴,勸他多多保重,他仍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仍是口若懸河,從未在人面前顯得衰弱無力的樣子。

英伯伯在古城輔大教書時,所開的課程,除英語外,還有「理則學」、「文藝復興」、「浪漫派詩人」、和「亞里士多德」等。他學問淵博,洞察古今,講起書來,深入淺出,妙語如珠,左右逢源,幽默詼諧,多深奧的學問,給他一講,都變成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故事了。因此凡他開的課程,最為叫座,對學生的吸引力非常之大,選課的人太多,普通教室容納不下,只好改到大禮堂上課。在臺大授課時,也有同樣的現象,座無虛席,經常爆滿,有時窗臺門檻上也都擠滿了別系來的旁聽生。

他在北平輔大時的及門弟子之一,現為當代名作家的張秀亞女士,曾形容英伯伯的講學,「有如白香山的詩,明白淺顯,任何人都能了解,他並不故意以艱澀的辭句,炫弄所學。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本色,而在他那極其平易的字句中,却蘊含著深邃的人生哲理,那些道理,在當時我們並不完全了解,迨跋涉世途稍深,得有鮮明的印證,乃恍然悟出,他言語中蘊藏的真理,宛如精金般閃閃發光。」

不單講課,就是一般的演講,也每能引人入勝。一九三六年,馬尼拉國際聖體大會,英伯伯代表中國天主教友出席,發表演說後,竟獲得會場掌聲雷動,更想不到,他那篇文情並茂的講詞,被認為是那次國際大會最出色、最有價值的文獻。當時與會各位都對他的英語法語造詣之深,及淵博的知識所折服,後竟有人以西班牙語和他交談,沒想到他居然也對答如流。

至於他平時閒談,更是娓娓婉婉,亦莊亦諧,常使人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每當我跟他在一起時,他常常像講故事似的,講一些我所不知道常識及人生哲理,有一次跟他去餐館吃飯,他邊吃邊講一些中外有趣的掌故,滔滔不絕,旁若無人,引得店員們都走過來聆聽,後來連老闆也來了,當我們快吃完時,他微笑著對我們說:「這位老先生真淵博,講這麼多故事,都是平時不容易聽到的,這位小姐,真有福氣呢!」

在這涕泣之谷的人世間,誰沒有恨,誰沒有怨,但英伯伯好像很少面現憂戚,他是真的每天都輕鬆愉快嗎?還是不願把自己的憂悶增加別人心靈上的負擔?

記得有一天,一位阿姨來看英伯伯,進門時,自己還帶了雙拖鞋,很是講究,風度翩翩。這位阿姨走後,英伯伯對我說:「她還是沒有變,她是我長女孟昭最要好的大學同學,孟昭得了肺病後,一直到死,她都沒有來看過她,原因是怕傳染,實在是太理智了一點。」

人生的道路上,常常碰到感情與理智,水火不相容的時候,到底應當選擇那條路走?這是千古哲學家、心理學家一直在研究的,這難題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也只有智者,才能把它化之於無形。

最近一位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問我:「英老師這麼瀟洒英俊,儀表堂堂,又這麼有學問,他一直是我最崇拜的老師,他本人是不是非常的羅曼蒂克?」多可愛多天真的問話啊!是的,英伯伯是個至情至性的人,他非常重感情,而不濫用感情,就拿他大女兒之死做例罷,英伯伯一直是很寵愛這位又聰慧又有才華的孟昭姊姊,在她早年逝世時,英伯伯心頭的創傷可想而知,可是我聽人說,英伯伯當時却多情似無情的對他的家人和親友們說:「孟昭一年多來,在病中受到了極大的折磨,死後可少受些鍊獄之苦了。」實在是仁者的本色,只希望用自己的體恤來消除別人的愁雲,這大概就是他曾對我所說「哭的時候,一個人哭,笑的時候和別人一起笑」的哲理吧!

英伯伯不但是一位可敬的老師,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在刊物上、集會中,發現有才能的青年、後輩,總加以鼓勵、幫助,不遺餘力的提攜,他們如遇任何困難,包括生活細節,他也都樂於和他們討論。在臺大時,青年輩教授中,夏濟安教授,才華出眾,甚得學生愛戴,當時,教授也是英伯伯家中常客,他們無所不談,除切磋學問,做人道理外,他感情的事,也是英伯伯所關心的,有一次,居然設宴為他介紹女朋友,小不點的我,還在場做電燈泡呢,很可惜這件事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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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時間:2014-10-09 PM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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